是自力保全債權,還是竊盜?

昨天,監察委員王美玉、方萬富、楊美鈴提出調查報告,針對黃明芳竊盜案建議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這個案子,一起讀判決曾經在104年10月6日整理過,以下稍微修改,再跟大家分享。

(一)案例事實

被告阿芳被訴偷竊告訴人阿城所有漂流木,但被告辯稱漂流木是兩人合夥撿拾,因為告訴人遲未說明賣出狀況,並分配利潤,他才把屬於自己部分的漂流木載走。一審高雄地院判決無罪,高雄高分院改判8個月竊盜罪確定,因竊盜罪無法上訴第三審,之前阿芳聲請再審、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都被駁回。

(二)被告阿芳的辯詞

八八水災過後,他與告訴人阿城及另外一位阿順(阿順在一審出庭作證)合夥撿拾漂流木,他負責調集怪手,堆置漂流木的場地由阿城提供。合夥之初,說好獲利朋分,但是阿城遲遲不說漂流木賣出情形,也未做過利潤分配,因為無法連繫到阿城,他怕阿城暗中賣掉血本無歸,才會把空地所擺放紅檜5棵、香樟1棵吊走,他只是將應歸屬其所有之物載走,並非偷竊。

(三)一審判決無罪原因

  1. 告訴人證詞真實性可疑:阿城在警局時說「被告阿芳曾帶人向他購買漂流木,兩人因而認識,最終他與阿芳朋友達成交易,但阿芳短付10萬元價款」,但在檢察官偵訊時卻說:「阿芳從事砂石業,可調集怪手,他雖曾向阿芳租用怪手,但剛用就壞了,被告退錢給他,之後阿芳介紹朋友購買漂流木,但短付10萬元款項,而被告阿芳就是因為介紹買賣才得知漂流木堆置在該空地,並偷走他與阿輝(阿輝在二審出庭作證)合夥撿取的紅檜、香樟。」
    地院法官認為:告訴人阿城警局中表示是因為買賣漂流木材認識被告阿芳,並未提到撿拾所用怪手曾經是阿芳提供,偵訊中則改稱,前後不一,真實可疑。
  2. 證人阿順,他和告訴人阿城、被告阿芳確實合夥撿拾漂流木,他負責統籌、被告阿芳負責調集怪手、告訴人阿城負責吊車、運輸及籌措漂流木堆置地點。但阿城數次以無法順利賣出漂流木搪塞結算盈餘及利潤分配,他對阿城不誠信的行為也感到氣憤。
  3. 證人阿鎮、阿雄:他們多次帶買家去找阿城、阿芳商談買賣漂流木,當時兩人都一起在現場,並表示漂流木是他們三、四個人合夥撿拾。

(四)高雄高分院改判8個月竊盜罪原因

  1. 證人阿輝:當時撿拾木材時,股份都講好(並未提到阿芳),重機怪手都是他先出錢,木材後來賠錢,本案的紅檜、香樟是他和阿城另外買的。
  2. 證人阿財:本案木材是他卸在該空地,和被告阿芳無關。
  3. 證人阿勝、阿儀及阿明證稱:阿芳沒有加入合夥,本案的紅檜、香樟是阿輝和阿城另外買的。。

高院法官認為由上開證人證述(並未在一審出現)認為被告阿芳並未參與合夥,紅檜、香樟也不在合夥範圍,而是阿城、阿輝購買,因而撤銷改判被告阿芳竊盜罪。由於竊盜不能上訴第三審,因此在二審確定。這是一個典型的一審無罪、二審改判有罪的案例,也正是最近刑事訴訟法第376條修正所要處理的問題。

(五)阿芳提起再審被駁回

阿芳後來向高雄高分院聲請再審,認為二審判決對有利他的證人證詞沒有審酌到,此外也有其他證人可證明當時阿芳和告訴人阿城是合夥撿拾漂流木,並不是竊盜,高雄高分院在101年駁回再審聲請。

(六)檢察總長曾經提起非常上訴理由

檢察總長曾經在103年時,為阿芳提起非常上訴,認為高雄高分院二審判決理由中,就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即阿順、阿鎮、阿雄三人具體、詳細、可信之證言未置一詞,亦未說明不採信之理由,遽依證人阿輝等人之證述,屬判決理由不備,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駁回,理由是,既然二審決定採信某些證詞,自然是已經捨棄不相容的部分,沒有針對一些有利阿芳證詞加以說明,是訴訟程序上的簡略,對判決的意旨沒有影響。

判例制度何去何從?

11月底,司法院長許宗力在台灣法學會年會中,指出判例、決議制度有合憲性疑慮,每做成一次決議,他的心就痛一次,在他心中,最理想的統一見解方式,是終審法院以大法庭透過裁判的方式統一見解。事實上,許宗力院長前次擔任大法官時,就曾經在釋字687號解釋中,表達其對判例制度的意見。所謂判例,依照法院組織法第57條規定,是最高法院就其裁判所持的法律見解,認有編為判例之必要者,經由會議決議後,報司法院備查。下級法院違背判例的結果,依照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曾經做出的判例,亦屬裁判違背法令,得據以為上訴第三審或再審之理由。換言之,判例本身在實務的運作之下,是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釋字687號解釋,其中一位聲請人是錢建榮法官,聲請的標的是兩個判例,但該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判例是最高法院為統一法令上之見解,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與法律不同,並不是法官得聲請解釋之客體。許宗力院長、當時的許宗力大法官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林子儀大法官加入,兩位大法官一位留學德國、一位留學美國,都認為判例制度存在問題,意見書文末甚且表示對當時多數意見的沈默與保留令其痛心之至。除此之外,許宗力大法官在意見書第8個引註中,他也提及最高法院的決議有更大的合憲性問題。

以下全文分享,「判例制度何去何從?」的標題來自文中結語的標題,並非原意見書標題。

最後,雖然判例、決議並不是法官可以聲請釋憲的客體,但一般人民是可以據以提起釋憲聲請的。此外,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近年已經不再增加新的判例,但每年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最高行政法院各都會有十餘次的決議做成,藉以統一各庭法律見解。法官聲請就判例、決議釋憲,近年除了釋字687號解釋外,包括第1372、1390、1392、1407、1442次大法官會議都有不受理案件出現。

釋字第六八七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大法官許宗力提出、大法官林子儀加入

本件涉及法官以最高法院判例為對象,向本院聲請解釋,應否准許之問題。多數意見就此僅表示其與釋字第三七一號及五七二號解釋所定要件不合,應不受理,然善解其意,背後之理據可能係認:判例的拘束力不能與法律等同視之,即判例應僅具事實拘束力,縱使判例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也僅能相當於命令。是法官「不得」就判例聲請解釋的另一面,其實是指法官「毋庸」就判例聲請解釋,僅須詳述理由後不予援用–正如依釋字第一三七號、第二一六號解釋,法官對命令得本於篤信表達適當之法律見解。其次,法官對判例的歧見,無論有無涉及憲法問題,性質上均屬於普通及行政法院內部上下級法院間的見解歧異,理應由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加以統一,即由下級法院法官於判決理由中說服上級審,最終循判例變更之管道予以變更,而無由本院介入之理–正如統一解釋僅能就不同審判系統之見解歧異而為聲請,至於個別審判系統內部的歧異,應委由最高或最高行政法院予以統一。

上述論理有其見地,但基於以下理由本席等未能贊同:承襲林子儀大法官所提出,本席與楊仁壽大法官加入的釋字第五七六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之一貫見解,本席等須重申現行判例制度本身即有相當之違憲嫌疑。然姑不論其制度缺陷,現行判例無疑具有充分之法律拘束力,而非事實上的制約而已。我們因此應在判例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下,仔細思考對判例的違憲審查機制的最適安排。容許法官針對判例聲請解釋,並非在應然面肯定判例之效力與法律相當,而是誠懇地面對實然面的需求,蓋倘非如此,下級法院法官對於判例之違憲審查義務,幾乎不可能是有意義的憲法要求。

多數意見即使不採本席等之立場,若至少能釐清其理據,本席等或尚勉能異中求同,但其卻在失之形式的結論之外,別無說理,本席等實感遺憾之至,爰提一部不同意見書如下:

一、我國判例制度之再思考

(一)在審判獨立與法安定性之間

抽象而言,上級法院(在本文中特別是指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於個案裁判所表達之法律見解,在判決之個案外,是否應對下級法院法官具有拘束力?如是,係基於何種理由?應在何種範圍內、以什麼方式拘束下級法院的法官?這個問題涉及調和「審判獨立」以及「法安定性及統一」這二組互有緊張關係的憲法要求,在更深刻的層次上,也是在探尋審判權的本質、與法官在民主憲政、權力分立的圖像中所應有的定位。一方面,法院體系面對人民時應是一個整體,有義務維持法安定性、判決的預測可能性,以及相同個案之間的平等,判決彼此之間應具有延續性。就此而言應透過制度安排,使上級法院肩負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並藉由其判決對下級法院見解的拘束力,來達成司法體系內部的整全性、一致與平等。但另方面,審判權受民主權力的支配,法官須依據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憲法與法律獨立審判,也「僅應」受憲法及法律之拘束審判。就此而言,如上級審法院裁判具有超越其本案之外的、抽象的、一般的拘束力,而能「穿透」下級審的個案見解,似乎將使審判權帶有立法權的性質,並進而干涉下級審法官之審判獨立。

德國法相當程度反映了偏重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的思維,德國法院法官有義務依其法之確信獨立裁判(Art.20 Abs.3, Art.97 Abs.1 GG),最高法院1之判決先例既非法律,下級法院法官原則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基於種種不同考慮,例如或為了維護判決的一致性與延續性,或考慮到倘作成與上級審法院判決先例歧異的判決,當事人勢必會尋求上級審救濟,其判決最終還是會被撤銷,且徒然增加人民的訟累,或為了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或者單純認為上級法院判決先例之說理具有說服力等原因,下級審法官一般而言均尊重上級審(特別是終審)法院的判決先例。但這些理由都不能構成法官偏離依法獨立審判的便宜藉口。基於法官依法獨立審判的思維,法官作判決時不僅須隨時審查有無判決先例存在,以及該先例是否適宜適用在其當前的個案,更重要的是,法官還須謹慎審查該判決先例是否正確,或隨社會情勢變遷,是否還站得住腳,可以支持2。總之,判決先例的「效力」是建立在法官的自我抑制與尊重之上,僅具事實上之拘束力,法官對於「自己的」法律爭議,最終仍必須由其自己負責解決,其裁判的依據就是憲法與法律,遇有判決先例,不得盲目遵循,其仍有義務在個案中忠實地根據憲法及法律規定,審查該先例是否正確,或是否仍可支持。如確信先例不正確,已不能支持,而仍盲目、愚忠地堅守,誠如Germann所言,反而是公然違法,架空法律本身所原具有捍衛法平等與法安定性的功能3

相較之下,遵循判決先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的美國聯邦法4則代表了強調判決延續性、一致性與個案平等的傳統。判決先例拘束原則包含垂直之拘束與水平之拘束,垂直之拘束指上級審法院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決拘束下級審法院,下級法院僅能藉由區別判決先例的主文、主要理由或旁論(dicta)等,劃定其拘束效力的射程範圍,或透過與判決先例所涉事實是否同一的區辨,來決定其是否拘束該案,但對於應受先例拘束的個案,則不能偏離判決先例而另為判決,下級審法官即使表明自己並不贊成先例,惟在上級審改變見解或法律變更前,別無選擇僅能依循先例判決。至於水平的拘束,則是判決先例拘束原則更核心的層面,也更貼近stare decisis一語–stand by the thing decided–的原意,但在我國卻更常被忽略,其指同一審級之法院受到自身先前判決之拘束5,除非法官在確信先例有誤的前提下,例外地自我推翻修正6

(二)我國判例制度

以上對於德、美判決先例效力的說明可能失之化約,實際狀況不免複雜許多,但以上制度的對照足供反思我國判例制度的正當性困境。首先,判例不同於一般判決先例,係經由繁複的程序擇取而來:依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七條及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六條規定,判例係由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就各該院所為之裁判,經最高法院之民、刑事庭會議或總會、最高行政法院會議決議,選取認有編為判例之必要者,報請司法院備查。其審查程序,以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施要點為例,分為初審與複審。初審前由民、刑庭各庭庭長或法官五人精選裁判,經院長核可後刊司法院公報,而後由院長選定庭長法官若干人組成審查小組,交付審查小組決定取捨,小組提出審查報告敘明理由後送請院長核閱,而經小組選為判例初稿者,得為文字之修正。院長核閱後召開民、刑事庭會議或總會複審之,複審會議由庭長、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人以記名投票過半數之同意決議。最後經選編之判例應報請司法院備查,並由最高法院公告之。

經過以上司法行政程序選編、乃至文字修正的判例,具有高於一般終審法院判決先例的效力: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以判例確認法院判決違背判例,亦屬裁判違背法令,得據以為上訴第三審或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六十年台再字第一七0號判例;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0號判例參照)。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亦將判決違背判例列為上訴第三審的特別事由。違背判例之判決,原則上只要上訴幾乎必然遭到撤銷;相較之下,與終審法院判決先例的見解歧異,不僅沒有類似違背判例的效果,甚至在當事人主張上級法院已有某判決對某爭點著有先例時,還可以該判決尚未選為判例,不拘束其他個案之法官為由,輕易予以拒卻。

最後,在形式上,判例雖然脫胎於判決,但均以高度抽象化的要旨形式傳布,法官在個案中所援用的是要旨、判決是否違背判例之認定主要亦係根據要旨,而不是原判決中所涉及的其他爭點。是嚴格說來,判例中真正具有高於一般判決先例的效力範圍者,可能僅限於判例要旨而已7。正因判例已與個案事實分離,並且抽象化成一則則簡約的法律見解,它的存在與適用對法官而言才特別具有經濟便捷的效果,而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也才能著眼於判例的效力上的特殊性與抽象性,認為判例與一般判決先例不同,「在未變更前,有其拘束力,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其「相當於法律或命令」,得為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對象。

司法安定性與延續性的需求,對所有司法體系來說都是極為核心的價值,也是審判權正當性的基礎之一。這自是我國判例的制度初衷,也有其貢獻,但與德、美的制度傳統卻顯著不同。德、美傳統下的先例效力雖殊異,然基本上均是藉由上級法院對自身判決先例之尊重與自我拘束,以及其在個案判決中所表達的見解,對於下級法院構成事實上或法律上拘束力來達成,法安定性因此是附隨於個案審判權的行使所形成的秩序,判決先例是一整則具有事實的個案,先例與先例之間,或許隨爭點重要與否而有所謂指標案件(leading case)的形成,但並無效力上的不同。對比之下,我國判例與判決先例間的效力落差,欠缺理論基礎。從我國所近似的德國法觀點衡量,判例既不該如此重如泰山(有法之拘束力),衝撞審判獨立;判決先例更不該如此輕如鴻毛(偏離時毋庸負擔特別之說理義務),戕害法安定性與一致性。

更甚者,判例與判決先例效力之差異,是透過在審判之外的司法行政程序運作所致,其權力性質及正當性始終可疑。英美法系的裁判先例垂直拘束效力雖強,仍然是在不告不理的前提下,針對個案事實及爭議適用法律所為的具體裁斷,基本上仍不失司法權被動性、個案性及法律適用的性格,但我國判例選編的權力則非如此,而有僭越立法權之嫌。最後,從實際觀點論,判例制度究竟是見解統一的制度,還是無形中在其他方面鼓勵了見解的歧異,實在是饒富興味的實證問題,值得識者進一步研究。蓋判例制度可能反而使法官在偏離未經選編為判例的判決時,感到更無負擔,無形中鼓勵了法官在判例之外,以審判獨立之名各吹各的調。

本席等對我國現行判例制度的嚴詞批判,著重在司法行政權的運作、判例的選編、抽象形式與特殊效力,但絕非認為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不該肩負起維護法安定性與統一見解的任務,或欲削弱其權威。相反地,終審法院首先務須自我拘束,遵守自身之判決先例,其縱有多庭,亦不應有法律見解歧異之情形8。其次,終審法院所有的判決先例,非僅判例,對於下級審法官均應發揮相同的拘束效力,即使不是如同判決先例拘束原則一般的垂直拘束力,至少也是事實的拘束力。下級法院法官在審判時有義務針對與上級審裁判見解歧異之處,負擔加強的說理義務;而上級法院在作成每一則裁判時,也都應在個案之外,慎重地思考對於司法體系整體而言,這則案例將如何延續過去、影響未來。

二、判例之拘束力與各級法院法官對判例之違憲審查

(一)判例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

姑不論其應然面,本席等認為在我國現行判例制度下,判例在實然面上具有法律上效力,主要的依據是裁判違背判例即屬違背法令,屬得上訴第三審及再審之事由,已如前述。但許多主張判例不應為法官聲請解釋對象、甚至根本不應為違憲審查對象的論者,則主張判例至多只有很強的「事實上」拘束力,並以大陸法系對於判決先例的認知為論據。

實則判決先例之事實拘束力乃基於法體系的安定、一致與平等所必然,根本毋庸另經判例擇取的程序。而在現行制度下,判例所加諸於法官的,並非只是偏離見解時負有加強的說理義務而已,而是偏離即已構成違法裁判,上級審法院可能毋庸特別針對下級審法官所提出不適用判例的理由予以回覆即可發回,最重要的是,對法官個人而言,即使詳盡區辨判例於個案的適用性,或分析判例見解是否有可商榷的餘地後不予適用,仍可能遭致喪失候補法官身分、或影響判決維持率及考績評等等不利的人事管考9。如果這仍是所謂的「事實上」拘束力,則標籤本身或許也已盡失內涵,我們的任務毋寧應是跳脫定性上的爭議,直指在判例所具有的「此種拘束力」下,法官對判例之違憲審查權須在何種條件下始能實現。

(二)本院應受理法官對判例之聲請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指出,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依憲法規定為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但法官認法律有違憲疑義時得聲請本院解釋;另方面釋字第一三七號、第二一六號解釋則容許法官針對命令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表示合法適當之見解,不受其拘束。上開二解釋建立我國法院法官對於法律及法規命令「雙軌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其中首須指出的是,大法官所獨占的是宣告法律違憲無效的權力,但不是獨占審查法規範合憲與否之權力:個別法官基於憲法的拘束,在所有案件中都有審查據以裁判之法規範是否合於憲法秩序的義務10,判例自不例外,此點無論贊成本件有關判例部分應否受理者,均無疑義,問題只是法官若形成判例違憲的心證,在制度上應如何表達,又應具有什麼效力,方能落實其審查,而不與我國整體制度有所扞格。

主張本院不應受理法官就判例違憲之聲請者,主要係認為判例縱有法律拘束力,其既欠缺民主正當性,位階僅能比照命令,根據釋憲先例,應由法官在個案中詳細陳述其本於憲法之確信而不予適用的理由,當然如果下級法院法官的理由不能說服上級法院,其亦應接受。然而,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一三七號及第二一六號解釋區別法律及命令,而分別採取集中審查制(僅能由大法官宣告違憲與否,具通案效力)及分散審查制(由法官在個案中附帶審查,決定個案適用與否,僅具個案效力),固然有其憲法上之理據,但這不是指凡採取集中審查制者,在位階上一定等同於法律、或者只有法律才能採取集中審查制。事實上集中與分散審查並不互斥,無論是對法律或命令之違憲審查,在大法官獨享終局宣告違憲的權力外,同時容許法官在個案中拒絕適用,在理論上與實際上均非不可想像,只不過對於法律,我國釋憲先例最後沒有走上那條道路。

據上,採集中審查或分散審查與法位階的連結不是必然的,更與宏觀的審查效率、審查之通案或個案效力等因素有關,而必須從我國實務的真實狀態加以思考。平心而論,容許法官在個案判決中拒卻適用其認為違憲的判例,較諸聲請解釋,該個案可以更快地獲得裁判,法官也毋庸另外擔負撰寫釋憲聲請書的重擔;此外,如果上級審能審慎思考下級法官的挑戰,詳細就判例有無違憲的爭點仔細回應,則能促成由下而上的見解變更。換言之,法院體系內部若確實存在針對判例的憲法對話空間,則分散審查不失為一策,其甚至可能有助於普遍性地鬆動判例對下級審的效力。

然而,判例已享有長久的特殊拘束力,加以下級法院法官即使窮盡說理義務,不免僅因違背判例而遭到不利人事管考,因此所謂憲法說理的空間,在目前的條件下可能並不存在。這與在個案中拒卻命令之適用不同,命令是行政機關所作,在訴訟中法官的角色自外於行政權,上下級審之間沒有強烈的衝突性,也較能平和地審查命令本身的合憲性。但是在現行制度下,法官直接在判決中挑戰上級審經過複雜程序所挑選的判例,幾乎是挑戰上級審法官的集體智慧,當下級法院法官僅能透過直接衝突的方式,藉隨時會被上級審廢棄發回的裁判書一途,才能完成其對判例違憲審查權的行使,則不難想像,遵守現行判例與遵守憲法意旨的義務,在法官的人性天平上,將孰先孰劣後。這不能苛責法官,但此種幾乎難以實現的違憲審查權是沒有意義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法官確實在個案中詳述拒絕適用判例之理由而為裁判,但從當事人的角度而言,如此勇於任事的法官究竟幸或不幸?一則,拒絕援用判例的判決確實鬆動了法體系的延續性與可預測性,這未必是訴訟當事人所樂見;二則,該判決非常可能受到撤銷發回的命運,因此即使當事人樂見原判結果,極有可能只是空歡喜一場,無奈地在上下級審移審、反覆歷經訟累,民事訴訟的當事人還涉及裁判費的問題。這些都是負責任的法官為了人民的程序利益會感到忌憚之處。但如果容許其裁定停止審判,向本院聲請解釋,便可以獲得終局的決定,而不用以讓當事人在審級間來來回回為代價,反覆測試判例的合憲性。縱不為其他理由,至少基於當事人的利益保護,本席等即認為容許法官就判例聲請解釋,是必要的設計制度。

三、結語:判例制度何去何從

林子儀大法官所提出,本席等與楊仁壽大法官加入的釋字第五七六號協同意見書,表達了對我國現行判例制度的若干質疑,數年倏忽,審判體系在所有法官的努力下也有若干正面的改變,然而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在判例制度尚存之際,司法行政體系必須絕對地確認,法官盡說理義務後,拒絕在個案中適用判例(無論是區別判例事實與待決個案事實之差異,或基於判決有違憲疑義之心證),不得構成對其不利人事管考的理由。而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拒絕適用判例的理由必須謹慎考量,如果認為不能為之說服,亦須針對其說理,詳具理由一一指駁,而不能單以違背判例為由撤銷發回或改判。上下審級間必須能真實存在此種憲法對話的條件與空間,多數意見的理據才有其現實基礎,而不是曲意迴護判例的飾詞。

長程而言,判例制度應當廢除。終審法院須直接透過裁判活動,藉由每一個判決的作成去維持法安定性與統一法律見解,這更包括終審法院亦不得任意反覆或歧異。下級法院法官不具理由違背任何的判決先例都可能構成裁判上的違法,而上級法院對於法官具理由而偏離先例之判決,如果不受其說服,則應以違背法律之理由(而非違背判例)廢棄發回或改判。最後,假如所謂堪為範式的指標案件,對於法官裁判有其參考價值,而認為非必選取不可,經受擇取的判決,必須單純是判決上的知識輔助,而不能是效力上的差異。凡此種種,涉及的不只是法院與法官,律師的角色和判決說理的義務與結構,也都必然須一併加強。

本席等與多數意見背後之論理固然觀點不同,但肯認一般法院法官對判例具有之違憲審查權的立場則一,多數意見倘能剴切說明其理據,本席等將尚存敬意,或勉能異中求同。但展現在文字上,多數意見的沈默與保留卻令人痛心之至。其一方面地取巧地暗示下級法院法官可以藉由說理,鬆動判例之拘束力,也藉此避免今後下級法院法官直接向本院提出對判例合憲性之質疑;但另方面,卻對法官在審判時面對判例可能違憲時的難題絲毫不顧,今後法官在「依憲法及法律獨立審判」、及「為法安定性應受判例拘束」的雙重義務下,應如何審判而不致招致違憲、違法裁判之指摘?而欠缺解釋之明文,豈仍可期待下級法院法官於確信判例違憲時,「以身試法」地在個案判決中詳細說理後拒絕援用?善解本號解釋多數意見的弦外之音,係在避免進一步鞏固判例對法官的拘束力,而非指判例不受違憲審查。本席等切盼下級法院法官對憲法的忠誠,終能劃開多數意見沈默的鐵幕,履踐其真意。

  1. 最高法院在此係指德國各不同審判系統的最高層級法院,例如聯邦普通法院與聯邦行政法院。
  2. Vgl. Maurer, Kontinuitätsgewähr und Vertrauensschutz, in Isensee/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III, §60 Rdn.102;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303.
  3. Vgl. Germann, Präjudizien als Rechtsquelle, S.43, zitiert bei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303f.
  4. 美國各州亦幾乎均有判決先例拘束原則的適用,唯一的例外是路易西安那州的民事法。Jordan Wilder Connors, Note, Treating Like Subdecisions Alike: The Scope of Stare Decisis as Applied to Judicial Methodology, 108 COLUM. L.REV. 681, 689(2008).
  5. See FREDERICK SCHAUER, THINKING LIKE ALAWYER: A NEW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36-37, 41-44(2009).
  6. 特別是在無法透過立法修正推翻時,法院會容許較高的自我修正的彈性。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判決,於1987-97年間,平均每年變更2.55個判決先例。Supra note 4,690.
  7. 最高法院新編之判例彙編,在楊院長仁壽的主持下,已將判決全文納入,這的確有助法官藉由對原因案件事實的掌握,而能更正確地適用判例,尤其是區辨判例是否應適用於待決案件,值得肯定。但編輯形式的變革並不影響其選編程序、以及判例要旨效力「高人一等」的事實。
  8. 重視法律體系的延續性與判決先例的效力,在我國不止是下級法院須尊重上級之判決先例而已,本席等一再強調更重要的毋寧是終審法院必須先遵守自身的判決先例,不應產生見解歧異而使下級法官無所適從。在受判決先例拘束原則的國家,由於法院受自身先例拘束,基本上不致因分庭而發生見解歧異的問題。以德國法為例,聯邦普通法院某一庭如欲採取與另一庭所已表示之法律見解歧異之見解,須先徵詢該另一庭之意見,該另一庭如堅持其見解,則繼續聲請大法庭(Grosser Senat)或聯合大法庭(Vereinigter Grosser Senat)以裁定方式解決歧見(§§132,138 GVG)。但我國法院各庭間的見解歧異,卻通常以決議予以統一,以此種方式統一見解,其問題恐怕較諸現行判例制度面臨更大的合憲性挑戰。然而本件爭點不涉及決議,本席等在此不擬進一步討論相關問題。
  9. 本件聲請人之事例所透露的訊息值得深思。聲請人擔任候補法官時雖已在裁判中詳述最高法院判例在個案中應限縮援用的理由,但仍因法律見解與判例歧異、限縮判例之適用等由,遭書類審查評定不合格的結果,並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駁回。這個事件固然僅是個案,並涉及候補法官非實任法官,但候補法官所行使的權力仍舊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審判權,如果判例僅是供作辦案參考,換言之法官可以基於對法的合理確信而選擇參考或不參考,則書類審查委員在法官已敘明其法的確信的前提下,絕無再以其違反判例而評定其書類審查不合格的餘地。此外,對實任法官而言,作成與判例歧異的判決,雖不致對其法官身分造成不利影響,但仍可能間接地影響其判決維持率及考績評等。
  10. 詳請參許宗力,普通法院各級法官及行政法院評事應否具有違憲審查權?收錄於許宗力,憲法與法治國行政(2007),頁131以下。

臺北市政府開罰「工業宅」,為什麼全部敗訴?

最近一則新聞,大意是臺北市政府開罰違法作為住宅使用的「工業宅」,在建商提起行政訴訟後,臺北市政府全部敗訴。柯文哲市長在接受採訪時,也口出恐龍法官、要查有無市府官員放水嫌疑之語,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臺北市政府會全部敗訴?以下分享其中一則判決,原告是英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則是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案例事實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前往勘查12層的「世界心大樓」,發現有公共廁所入口鎖死、牆壁打通等違法變更,因此依照建築法規定對起造人英德建設公司處最高罰鍰30萬元,並限期改善。

不久,都發局再派人勘查,仍未改善,這次都發局認為違規情節重大,處罰了360萬元,計算方式是每個樓層罰30萬元,一共12樓,並限期改善。

建築公司對後來這360萬罰鍰不服,訴願、提起行政訴訟後,本案來到最高行政法院。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在法律上所有謂的一行為不能二罰原則,比如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並不能對一行為分別處罰鍰。

因此,本案的關鍵在於:受處罰的建商,到底有幾個行為。而判斷有幾個行為的前提是:被處罰的行為是甚麼?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2個行為,可以罰12次

北高行103訴517號行政判決認為:建物第1層至第12層之公共廁所為獨立之使用單元,建築公司擅自違規變更的行為,應該是分層施作,而不是同一時間。應該認擅自將變更每個樓層的行為,是12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屬於12個行為。

最高行政法院:只有1行為,只能罰1次

最高行104判121行政判決認為,針對北市都發局限期改善,建築公司的義務是把廁所現況回復,對建築公司的要求是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合法,並不需要多數行為才能完成多數義務,屆期沒有改善的行為,應該只是一個行為,不應該處罰12次。

判決後續

該案發回更審後,北高行104訴更一字第34號行政判決依循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撤銷360萬元的罰鍰。既然罰鍰處分遭到撤銷,北市都發局保有這360萬元,已經失去法律上保有的原因,法院因此判決都發局應該返還這360萬元給建設公司,北市都發局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駁回而確定。

參考法規

建築法77條1項: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建築法第91條第1項2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最高法院:無法院令狀,GPS辦案違法的理由

昨天,最高法院就海巡士官長GPS辦案涉嫌妨害秘密一案,提出新聞稿說明理由,所持的理由大致和之前我們整理過的二審理由相仿。理由最後則表示期待立法機關儘速就GPS追蹤器的使用要件、事後救濟,研議制訂法律。

案例事實

海巡士官長為了查緝某公司的貨車是否有運送私菸的情形,在貨車底盤裝上GPS定位器,該貨車由陳先生使用。一週後,貨車停在住家外面的空地,士官長走到車旁,剛取下車上的GPS時,被陳先生發現,報警逮捕。警察在士官長身上扣到了GPS定位器。陳先生因此對士官長提起妨害秘密的刑事告訴。

前審判決結果與上訴情形

在陳先生提告後,高雄地檢署不起訴處分確定,陳先生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獲准後,高雄地院、高雄高分院都認定士官長構成「無故以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最後判處拘役50日、緩刑2年。二審判決後,檢察官為士官長利益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上週駁回上訴而確定。

最高法院維持二審判決的理由

  1. 即使個人身處公共場域中,仍享有私領域不被使用科技設備非法掌握行蹤或活動的合理隱私期待。
  2. 在認定是否為「非公開」之前,須先行確定究係針對行為人的何種活動而定。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的車輛本體外觀而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然是公開的活動;但是從小貨車須由駕駛人操作,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的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人的所在及其活動狀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的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使用人的行動信息。
  3. 使用GPS 追蹤器,偵查機關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的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也不侷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的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的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即可窺知車輛使用人的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很難說不是屬於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權的重大侵害。
  4. 和現實跟監追蹤比較,除取得的資訊量較多以外,從取得資料可以長期記錄、保留,而且可全面而任意地監控,並無跟監跟丟可能等情形觀察,二者仍有本質上的差異,不能以上述資訊也可以經由跟監方式收集,就說是無隱密性。
  5. 條文中所謂「竊錄」,是指暗中錄取的意思,亦即行為人以某種設備置於被錄者難以查覺的暗處,暗中錄取被錄者的聲音、影像或其他不欲人知的資訊而言,不以錄取者須為聲音或影像為限。
  6. 偵查機關非法安裝GPS 追蹤器於他人車上,屬於藉由公權力侵害私領域的偵查,屬於「強制偵查」,如果無法律依據,自屬違法而不被允許。

內心最糾結的困難案件

本文是釋字第756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的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標題出自文中第33個段落,由本站所添加,並非意見書原有標題。

黃昭元大法官曾在新店軍人監獄服役將近兩年,看過黃信介、張俊宏等美麗島政治犯、以及耶和華見證人王國教徒的良心犯,也看過走私軍火、殺人搶劫的兇惡之徒,或貪污舞弊的將軍犯人。既在夜間巡邏過當年的槍決場,也曾值班過容許夫妻子女相會的外見室,感受深刻。

文中分析了多數意見和其所持的立場,並且進行違憲審查操作,文末還有一張分析多數意見的審查密度與結論整理,十分值得一讀。以下轉載全文,僅重新編排。

一、多數意見及本席之立場

[1] 這是一件典型的困難案件,涉及事實和規範都很複 雜的受刑人權利問題,也挑動複雜的價值與利益權衡,從而本號解釋的結論及理由也相當複雜、繁瑣。因此本席力求以整合方式來分析相關爭點,以免繁上加繁令人煩。有關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及本席對各個具體爭點的立場及比較,請參本意見書末之附表。

[2] 本號解釋的審查標的共有3項,涉及受刑人的對外通信1權及表現自由。

  1. 多數意見認為監獄行刑法第66條(系爭規定一)有關全面「檢查」受刑人書信的規定「合憲」(理由書第6段),全面「閱讀」受刑人書信的規定「部分違憲」2(理由書第7段),本席支持上述兩項結論。至於多數意見認為同條有關「刪除」書信規定「(附條件3)合憲」之結論(解釋文第1段、理由書第8段),本席無法贊成。
  2. 多數意見(a)固認為系爭規定二即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下稱細則)第82條第1款及第7款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但完全沒有非難這兩款的實質內容;(b)然對於同樣受理的同條第2款規定,卻未置一詞(本席解讀為默示承認其「合憲」?)4,(c)甚至還暗示相關機關可以修法將監獄行刑法第66條後段所定「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的管制目的,擴大為「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而使監獄長官得以有更多理由據以刪除受刑人書信(解釋文第2段、理由書第10段)。本席對於上述(a)之理由及(b)、(c)之結論,都無法贊成。(3)多數意見宣告系爭規定三(即細則第81條)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全部「違憲」,同時宣告其中「題意正確」及「無礙監獄信譽」之目的根本「違憲」;至於「無礙監獄紀律」之目的雖合憲,但「事前審查」手段則「部分違憲」(解釋文第3段、理由書第13段),本席雖不盡滿意,但仍支持其違憲宣告的結論。

二、本號解釋之基本立場:受刑人原則上仍享有憲法權利

[3] 受刑人是國家的奴隸?現代憲法在理念上固然已經否定源自種族、身分、階級等因素的奴隸制度,但長期以來,在很多國家(包括我國),那些曾犯罪或被犯罪5的受刑人,仍常被看成是次等公民,任憑國家管控(例如不承認其有憲法權利、權利之限制無須法律保留等),或認監所對於受刑人之各項管制「均屬國家基於刑罰權之刑事執行之一環」,而不提供司法救濟6。如此地位下之受刑人,雖有法律人格之名,卻無權利主體之實 。 如此受刑人,無異國家的奴隸 ( slaves of the state )。

[4] 受刑人也是人,不是國家的奴隸。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5段宣示:「受刑人在監禁期間,除因人身自由遭受限制,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例如居住與遷徙自由)亦受限制外,其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之憲法上權利,原則上並無不同。受刑人秘密通訊自由及表現自由等基本權利,仍應受憲法之保障。」這是本院歷年解釋首次如此正面宣示受刑人本於其權利主體地位,原則上仍得繼續享有其憲法權利,不因其受刑人身分有別於一般人民,而當然喪失(人身自由及其附帶限制以外的)其他憲法權利。7鐵窗之內,仍有憲法,也仍然適用同一部憲法。本席認為:這是本號解釋對於受刑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宣示,也是本號解釋最重要的憲法意涵。

[5] 憲法承認一般人民得享有各項憲法權利,其核心理念是要承認一個人基於其權利主體地位,可以自主決定並自己負責,無須國家或他人代為決定,也不容國家或他人任意以家長、管理人或代理人等各類名義,基於無限好意或無限惡意,事前或事後恣意干預一個人的自主決定。個人權利之保障「範圍」或「程度」是可以限制,但權利主體之「地位」則不容否認。換句話說,現代憲法是先預設每個權利主體都是「有能力自己決定並自己負責的人」,再進一步發展出控制國家及他人干預的各項規範原則,並透過司法違憲審查在內的各項機制予以確保。這在一般人民的情形,應該已經是民主國家憲法學理的基本假設,無須進一步深論。問題是,本號解釋之承認受刑人原則上仍然繼續享有各項憲法權利,是否也同樣預設受刑人「原則上」也仍然是「有能力自己決定並自己負責的人」,從而承認在監獄服刑的受刑人,於憲法保障的權利範圍內,也應該如同在監獄之外的一般人民,可以自主決定、自己負責,無須國家過於操煩?8無可否認的,如此假設在經驗上是非常反直覺的。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般人民,而是被認為是「壞人」的受刑人。

[6] 受刑人是當然不平等的權利主體?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一方面宣示上述原則性立場,但在實際操作時卻從寬審查,且多半只計較管制手段的合憲性,而忽略對目的之審查。這似乎是隱然先認為受刑人本來就是不一樣的(壞)人,因此當然可以給予較大的管制。所以審查重點也就直接放在對於受刑人權利限制「程度」的合憲性上,而完全跳過平等的關懷。故本號解釋也沒有針對受刑人是否屬於被隔離的群體,從而對於以受刑人為分類所為之差別待遇,是否涉及敏感分類,而不應如此放寬審查標準,有所斟酌。

[7] 問題根源:受刑人圖像。本席認為,不管是在任何國家,受刑人群體之內仍有其異質性,而包括至少以下幾類:故意或慣性犯罪且難以期待其悔改更生者、過失或偶然犯罪而有悔改更生可能者、錯判誤判之無辜者等。當我們宣稱受刑人原則上仍應享有憲法權利時,我們心中的受刑人圖像究竟為何?是一群死不悔改的奸惡之徒?還是如馬賽克拼圖般的百態人等?這應該是多數意見沒有明白說明的第一個基本難題。鐵窗之內,固然適用同一部憲法。然由於各人心中各有不同的受刑人圖像,再加上各種目的(如監獄安全或教化等)及事實因素(監獄之封閉性)之考量,受刑人得主張的憲法權利所受保障之具體範圍,很容易會被認為是與非受刑人當然有別,且當然是較少保障。在特別權力關係飄盪的眾幽靈中,這應該是最難去除者。但本席顧慮的是:如果對於各類現實考量因素,過於妥協,則上述憲法權利保障的原則性宣示,恐將流於口惠,甚至導致同一部憲法有兩種面貌:窗外版和窗內版。

三、對受刑人書信及投稿之管制,涉及「誰」的「什麼」權利?

[8] 多數意見將監獄行刑法第66條之限制,按其階段,區別為檢查、閱讀及刪除。由於前兩者直接破壞個人書信之秘密性,多數意見認涉及憲法第12條之秘密通訊自由。刪除因直接限制書信之內容,故除秘密通訊自由外,認另限制憲法第11條之表現自由。至於細則第82條各款則為有關刪除目的之解釋性規定,細則第81條亦屬對於表現自由之限制。本席雖贊成以上述兩項權利為審查依據,然有以下補充理由。

[9] 先就涉及的權利類型而言,獄方如果只是單純檢查而不同時閱讀書信內容,固然不會直接涉及表意自由之限制。故多數意見只以秘密通訊自由為審查依據,尚無太大問題。然獄方之閱讀受刑人書信,是否只是破壞其通訊之秘密,而沒有限制到表意自由?按秘密通訊自由除保障個人通訊之秘密性外,當然也保障具表意成分的通訊本身。對一名通常人而言,如預先知道其書信一定會被他人閱讀,在現實上必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自我檢查,而無法暢所欲言,這就是限制言論之寒蟬效應(chillingeffect)。就此而言,「閱讀」應該還是會同時限制了發信的受刑人或非受刑人之表意自由,且構成對於通訊(表意)內容之事前審查。如果我國憲法並無第12條,則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範圍應該會納入第11條的言論自由。既然憲法在第11條之外,另外明定第12條保障表意自由,則兩者之關係如何,即屬解釋論層面所需面對的問題,雖然這基本上可說是法律人的茶壺內漣漪。可惜多數意見對此並沒有進一步釐清,有待他案解釋或學界研究。9

[10] 再就權利主體而言,秘密通訊自由有一項特徵是一般表意自由所無:「雙方」(或對應的)權利主體。如以書信為例,發信人一旦寄出書信,就會有對應的受信人,發、受信雙方應該都是秘密通訊自由的權利主體,相生相伴。由於秘密通訊自由預設有發、受信之雙方權利主體,因此發信受刑人的相對受信人(如其家屬、朋友等,通常為非受刑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往往也會因為受刑人之受到限制,而同受限制。反之,在受刑人為受信方時,現行法令允許監獄長官檢查、閱讀並刪除由獄外之非受刑人所寄發的書信,更是直接限制了發信之非受刑人的秘密通訊自由及表意自由(除非是受刑人寫信給受刑人)。所以在本案並不是只有受刑人的權利受到限制,而是另有許多「人」的類似權利受到相同限制,因此不能只用受刑人為權利主體來審查有關書信檢查規定的合憲性。本號解釋在解釋文第1段、理由書第6、第7及第8段都提及「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自由」,正是此意。可惜的是,多數意見在實際審查時,由於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對於與受刑人通訊之相對人的秘密通訊自由,往往予以忽略,或完全比照受刑人之待遇處理。用個不太精確的比喻來說,好人寫給壞人的信,其地位與壞人寫的信一樣。並且將對於壞人的種種限制,理所當然地擴張適用於好人身上。本號解釋一方面宣示受刑人原則上亦享有憲法權利,顯係有意打破所謂特別權力關係之桎梏。但在書信審查部分,卻又在無意間另外承認了一個特別權力關係的「普拉斯」(plus)版。

四、審查標準之選擇

[11] 多數意見對有關「檢查」受刑人發受書信之規定,承認「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為正當目的,手段「如不當然影響通訊內容之秘密性」,即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關聯」;就「閱讀」部分,則承認「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為正當目的,惟認「未區分書信種類」及「未斟酌個案情形」之全面閱讀,造成過度

之限制,而部分違憲。故就檢查及閱讀所涉及的秘密通訊自由而言,多數意見應都是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只要求目的「正當」,手段應具有「合理關聯」。至於就涉及表意自由的「刪除」書信部分之規定,多數意見亦承認監獄行刑法第66條後段明定的「維護監獄紀律」為正當目的,10也原則上支持刪除之手段,只是附加「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俟受刑人出獄時發還之」的要求,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本席認為:這也只是寬鬆審查而已。

[12] 惟就管制受刑人投稿之細則第81條規定,多數意見則認系爭限制手段屬於對受刑人言論之事前審查,而改採較為嚴格的中度審查標準,要求其目的須為「重要公益」,且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應有「實質關聯」。此與上述有關刪除書信之僅採寬鬆審查標準,顯然有別。

[13] 按本院釋字第744號解釋對於化粧品廣告(商業性言論)之事前審查,明示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監獄對於受刑人書信及投稿之檢、閱、刪,當然也是一種事前審查。對此本院是否也應採取相同嚴格的審查標準?還是可以放寬?放到多寬?這是本號解釋在方法及理論面上,必須面對的問題。

[14] 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13段考量「為達成監獄行刑與管理之目的」,因此未沿用釋字第744號解釋之嚴格審查標準,而改採相當於中度的審查標準,但也沒有降低到最寬鬆的審查標準。

[15] 為何中度,而非嚴格?本席認為多數意見所稱之「為達成監獄行刑與管理之目的」,應是考量監獄之日常管理及運作,具有高度封閉和專業性,比起一般自由開放社會,也更重視內部秩序及安全。因此基於對監獄行政的尊重,調降對其事前審查機制的審查標準。理由固簡,但對此結論,本席仍然支持。

[16] 惟本席要強調的是,多數意見對於細則第81條限制受刑人投稿規定所採之中度審查標準,也應該同時適用於書信檢查規定。監獄對受刑人發受書信之檢查、閱讀及刪除,其限制程度固然有別,但共同構成獄方對於受刑人對外通信及表意內容的事前審查機制,甚至還會涉及對於通信相對人之「非受刑人」的秘密通訊及表意內容之事前審查,不應驟降至如此寬鬆的審查標準。11

[17] 此外,監獄有其封閉性,其內部管理措施及實況,常不易為外界得知。而受刑人處於空間、資訊、人員均與外界隔離的狀態下,亦難對外尋求及時有效的救濟。封閉常為濫權的溫床,隔離則與歧視互為因果。受刑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對外通信及投稿等言論表達,已經是他們發抒鬱悶、維持身心平衡、甚至尋求救濟的少數管道(其他管道如面會家人等)。如果說人身自由的限制像是綑綁受刑人的手腳,則通訊及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就好比是將受刑人的嘴唇縫起來,不讓其出聲。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國家基於刑罰權之刑事執行之一環,並未創設新的規制效果」,而可能是刑上加罰。法院對於此種通訊及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機制,仍應保持適當的監督,以免監獄過度濫權。

[18] 依本席所見所聞,我國監獄實務對於受刑人對外通信及投稿之檢查,應該一直是位在比較嚴苛、恣意、人治的光譜那端,而非相對容忍、開明、法治的一端。戒嚴時期之恣意沒收受刑人之遺書、日記、回憶錄等,固屬過去憾事。12即使是民主化後的今日,相關法令對於受刑人對外通信的限制及實踐均仍嚴苛13。以致受刑人之書信常根本無法寄出,而其親友寄給受刑人的書信,寄信人也常難以得知是否及完整送達受刑人收受。在此歷史及現實脈絡下,本院仍應採取中度審查標準,不宜完全放鬆。

[19] 再者,依法務部矯正署訂定之「監獄受刑人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表」規定,「受刑人未經檢查、私發書信或書信內容影響機關聲譽者」,各監獄得處以「一、訓誡。二、停止接見一至三次、三、停止戶外活動一至三日。」的懲罰。14換言之,受

刑人寄發之書信不僅會因事前審查而被攔阻,甚至還可能因此受到違規之處罰。不僅如此,如受刑人有意舉發監獄人員之不當行為,也有可能會被當成是「書信內容影響機關聲譽」,而受到處罰。法務部矯正署2013年9月13日法矯署安字第10204004330號函說明二:

「收容人如有民事、刑事或行政法上權利受侵害,本可依循民事、刑事或行政程序救濟,收容人寄發涉及機關內人員管教不當之陳情或檢舉性質之書信,當為其法律上之權利,各機關不得以安全檢查為由,而積壓或扣留收容人之書信。此外,各機關不得僅據前揭權責機關之不受理決定、不起訴書或無罪判決等資料,遽以辦理收容人違規,而應審辨收容人係以法律途徑尋求救濟,抑或以誣控、濫告之手段,達報復、威脅或對抗管教之目的,再參酌平日對收容人之具體性行考核而審慎判斷,以減少違規處理不當之爭議。」

從法務部矯正署要特別發函提醒各矯正機關不要因受刑人舉發不成立,就「遽以辦理收容人違規」,不難想像受刑人膽敢舉發不當管教後所可能面臨的後果。這或許本席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本席確實是顧慮現行規定的事前審查機制,不僅有沒收言論的寒蟬效應,更同時有秋後算帳的殺雞儆猴功能。

[20] 基於上述考量,本席認為:本院對於有關受刑人通訊及言論等表意自由之事前審查機制,於目前仍應先採取較為嚴格的中度審查標準,而非高度容忍的寬鬆審查。將來如監獄內的法治實踐有明顯改善,且受刑人之訴訟權也得到有效保障,再來考慮是否逐步或分類型降低為寬鬆審查標準。

五、本案所採中度審查標準之具體內涵

[21] 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13段先宣示:「監獄對受刑人言論之事前審查,雖非原則上違憲,然基於事前審查對言論自由之嚴重限制與干擾,其限制之目的仍須為重要公益,且手段與目的間應有實質關聯。」這是相當於中度的審查標準,並且進一步具體說明其審查標準的具體內容:

「監獄長官於閱讀受刑人投稿內容後,如認投稿內容對於監獄秩序及安全可能產生具體危險(如受刑人脫逃、監獄暴動等),本得採取各項預防或管制措施。然應注意其措施對於受刑人表現自由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超過限制措施所欲追求目的之利益,並需注意是否另有限制較小之其他手段可資運用,且應留給受刑人另行投稿之足夠機會(如保留原本俾其日後得再行投稿,或使其修正投稿內容後再行投稿等),而不得僅以有礙監獄紀律為由,完全禁止受刑人投寄報章雜誌。」

[22] 上述理由包括了以下4項具體的操作標準:(1)在目的部分,投稿內容必須是會「對於監獄秩序及安全可能產生具體危險」,才可禁止。在手段部分,則有3項,分別是(2)對於受刑人表現自由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超過限制措施所欲追求目的之利益;(3)是否另有限制較小之其他手段可資運用;(4)應留給受刑人另行投稿之足夠機會,亦即是否還留下足夠的表意機會給受刑人。

六、目的之審查

[23] 先就目的而言,此處所謂監獄秩序及安全,必須是限於所謂物理性(physical)的安全及秩序,而不包括心理性的不安。單純令監獄管理者不悅的冒犯性言論,或對監獄管理措施的批評等,尚不足以當然構成對監獄秩序及安全的危害。其次,由於本號解釋並非嚴格審查,因此並不要求目的須限於防免「直接、立即且難以回復危害」(參釋字第744號解釋),也不要求是為了避免「明顯而立即危險」(參釋字第445號解釋)。基於中度審查標準,多數意見要求立法所擬防免的危險至少應該是要「有實現可能的具體危險」,而不只是抽象的風險顧慮。更深入的說,事前審查機制的立法目的不可以是對言論的直接鎮壓(如言論不正確、資訊內容錯誤、令人不悅、冒犯他人等),而需另有無關鎮壓言論的中立性目的(例如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依此標準,細則第81條第3項有關「題意正確」之管制目的,不僅是直接針對言論內容的鎮壓,而且更是觀點管制。不要說難以成為重要目的,甚至不能算是最起碼的正當目的。至於同條項「無礙監獄信譽」部分,等於是在禁止一切傷及監獄名聲的冒犯性言論(=有傷監獄面子?)15,本就未必會和監獄秩序及安全有關,更遑論是否足以產生具體危險,故亦非重要目的。至於同條項之「監獄紀律」,也應解釋為「對監獄秩序及安全所可能產生的具體危險」,在此限度內,始為合憲的重要目的。

[24] 如依本席主張(參第[20]段),以中度審查標準來審查監獄行刑法第66條及細則第82條第1、2及7款規定,本席認為:(1)監獄行刑法第66條有關檢查部分,係以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為其目的,此項目的與鎮壓言論無關,也是監獄秩序及安全的具體態樣之一,即使適用中度審查標準,仍可認是重要目的而合憲。至於閱讀部分,多數意見係以「為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為其合憲目的(理由書第7段),這是比「監獄紀律」、「監獄秩序及安全」更寬廣(包括教化等)、更空泛的目的;且以教化目的來限制言論,極容易淪為言論內容、議題或觀點的實質審查,難認是重要目的。16關於刪除部分,多數意見承認「監獄紀律」為正當的合憲目的,如將之限縮理解為「監獄秩序及安全」,則可成為合憲的重要目的。17

[25] 其次,(2)有關細則第82條第1、2及7款規定部分,由於本條各款都是闡釋監獄行刑法第66條所定「監獄紀律」意涵之解釋性規定,多數意見既然承認「監獄紀律」為合憲目的,因此就只就第1款及第7款「與監獄紀律之維護無關部分」,宣告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對此結論,本席認為過於保守。按第1款規定多僅涉及心理性不安,而非物理性秩序及安全之危害(例如鼓吹或煽動監獄暴動、抗爭等)。而其所稱「之虞」,究屬抽象想像或具體危險,依其文義,仍難以確定。多數意見承認獄方對於相對人(多為非受刑人)寄給受刑人的信,得基於第1款之抽象目的,而為審查及刪除,簡直是將非受刑人當受刑人管制,實有不妥。18又第7款規定所連結引用的同細則第18條第1項各款,如可能涉及言論(例如第1款),其目的明顯都是在直接鎮壓言論,這已不是逾越母法之授權而已。更有可議的是第2款,本號解釋將之納入審查標的範圍,但理由書對其合憲性卻保持沈默,等於是默認其合憲。然這款規定在實務上既常被監獄適用,其目的及效果也正是在直接鎮壓受刑人對於監獄管理措施的批評,正當性最為薄弱,實難認係合憲目的。多數意見對之視而不見,本席對此結論及處理方式,深感不安。

七、手段之審查

[26] 再就手段之審查而言,上述3項具體標準所共同表彰的核心意涵是:監獄應先採取不直接管制言論內容的手段,例如不閱讀書信內容之檢查方式;如需閱讀,則應盡量不刪除投稿內容。此外,並應留給受刑人有發表言論的足夠機會。在此意義下,本席認為:就算承認監獄有事前審查受刑人通訊及言論的權力,也不當然等於承認監獄有刪除受刑人通訊及言論內容的權力。承認監獄有刪除受刑人表意內容之權力,等於是承認監獄有沒收受刑人表意之權力,這已經觸及表意自由之紅線,必須非常、非常地認真看待。

[27] 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13段仍然保留給監獄有禁止言論(包括直接或要求刪除投稿內容、或根本禁止其發表等)的權力,本席對此雖然勉強支持,但希望將來這會是最後的不得已手段,不得單獨使用,而應有配套的緩和措施。例如不得直接破壞投稿原文之內容完整性,以致不可回復;如需破壞原文,則應保留全文影本;先只暫時扣留違規之投稿原文,等受刑人出獄時發還;或將投稿退回受刑人,而非逕自刪除或沒收(如沒收雷震回憶錄之舉)等。又多數意見雖然沒有同時賦予受刑人在預定發表言論日前尋求「及時有效司法救濟」的權利,但至少應該給予受刑人事後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參本院釋字第755號解釋)。

[28] 上述有關監獄刪除受刑人投稿的配套及緩和機制,也應適用於監獄依監獄行刑法第66條規定刪除受刑人之對外發信。

[29] 其次,關於監獄行刑法第66條所定之書信檢查,本席認為在手段上,應區別受刑人之發信或收信。在受刑人收信的情形,除了某監之受刑人寫信給他監受刑人的情形外,由於發信人多半是監獄外的非受刑人,監獄應無逕自刪除非受刑人來信的權力,而只能退回(如有必要,影印原稿後退回)。故現行監獄行刑法第66條後段有關「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行收受。」之規定,應屬違憲。

八、特殊書信

[30] 有關監獄行刑法第66條授權監獄長官閱讀受刑人發受書信部分,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7段認為系爭規定「未區分書信種類(例如是否為受刑人與相關公務機關或委任律師間往還之書信)」,「一概認為有妨害監獄行刑之目的,而許監獄長官閱讀書信之內容,顯已對受刑人及其收發書信之相對人之秘密通訊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而違憲。多數意見上述意旨係在要求相關機關將來應建立某種「特殊書信」(名稱暫訂)制度,並讓此種特殊書信享有免於閱讀的特殊地位。依此意旨,特殊書信既然不許監獄長官閱讀,自更不容刪除。然於不閱讀、刪除內容的前提下,監獄長官應仍得對之檢查,以確認有無夾帶違禁品。

[31] 上述特殊書信制度,在許多國家早已行之多年,並有相當詳細的規範,19包括其對象(如政府機關及人員之範圍、律師、媒體代表等)、格式、收發程序等。有關特殊書信之具體規定,仍有賴相關機關未來進一步立法明定之。

[32] 由於特殊書信仍應接受監獄之檢查,為免侵害受刑人之重要權益,並減少爭議,相關機關在立法設計特殊書信制度時,或可參考其他國家(如美國)之制度,賦予收信之受刑人在監獄實施檢查時,可以有在場權。

九、結語

[33] 本號解釋應該是本席就任大法官以來,考量最糾結、內心最掙扎的困難案件。在理念及理論上,本號解釋所涉及的受刑人地位與權利、言論的事前審查等議題,都是傳統自由主義思想下,具指標性的石蕊試紙,可以檢測一個人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及對國家角色的信任程度。在個人經驗層面,由於本席曾在新店軍人監獄服役將近兩年,看過黃信介、張俊宏等美麗島政治犯、以及耶和華見證人王國教徒的良心犯,當然也看過走私軍火、殺人搶劫的兇惡之徒,或貪污舞弊的將軍犯人。既在夜間巡邏過當年的槍決場,也曾值班過容許夫妻子女相會的外見室。雖然不敢說透徹瞭解監獄實況,但也感受深刻,至今歷歷。

[34] 在操作面上,像本案的爭議類型,其實較適合以個案訴訟或裁判憲法審查的途徑來救濟,抽象審查終究有其明顯的困境。對於本席而言,本案是在理念與經驗的交錯影響下,對於自由與安全的不斷權衡,並在抽象價值與現實顧慮間反覆辯證。

[35] 在思索權衡之後,本席認為:受刑人不是國家的奴隸,也不因犯罪在監拘禁,而當然成為次等公民。如果說有權利,必有救濟。那麼有控制,也必有抗拒。有網路長城,就有翻牆的人民(連習大大都有VPN!)。有鐵窗的言論管制,就有想破窗而出的玫瑰花。如果將現行法對於受刑人言論的控制模式抽象化,大概就是幾個集權國家透過網路監控人民言論的模式翻版:全面檢查、全面閱讀、全面刪除,哦,Error404。法院對於如此徹底的全面監控模式,應保持必要的警戒。

附表:多數意見及本席立場之分析對照表

引註


  1. 此處使用「對外通信」一詞,而非「對外通訊」,是因為本案審查標的只涉及書信、投稿之文字性通訊,不包括聲音、影像、數位等形式之通訊。
  2. 解釋理由書第7段認為這項規定「未區分書信種類(例如是否為受刑人與相關務機關或委任律師間往還之書信),亦未斟酌個案情形(例如受刑人於監所執行期間之表現)」,而一律准許監獄長官閱讀,在此範圍內違憲。
  3. 多數意見對於刪除書信內容的規定,附加了「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俟受刑人出獄時發還之」的條件,從而宣告合憲。至於「應以維護監獄紀律所必要者為限」之要求,屬於目的之管制,但因欠缺對於監獄紀律的具體界定,在適用上並無太大實益。
  4. 多數意見在解釋理由書第10段只就第1款及第7款明白宣告違憲,而對納入審查範圍之第2款故意沈默,其效果等於是默示的合憲宣告。
  5. 5各國均曾有過的政治犯是比較常見的「被犯罪」之受刑人,如中國已經去世的劉曉波、剛在11月28日被中國法院判刑的李明哲等。因宗教信仰而入獄的良心犯,如拒服兵役的耶和華見證人王國信徒(參釋字第49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也可算是某種非典型之受刑人。
  6.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14號判決理由六、(二):「按刑法對於刑罰之具體執行方法並未規定,而係由刑事訴訟法與監獄行刑法加以規範,監獄依監獄行刑法對於受刑人通訊與言論自由所為管制措施,就剝奪人身自由或生命權之刑罰而言,乃執行法律因其人身自由或生命權受限制而連帶課予之其他自由限制,連同執行死刑前之剝奪人身自由,均屬國家基於刑罰權之刑事執行之一環,其的在實現已經訴訟終結且確定的刑罰判決內容,並未創設新的規制效果,自非行政程序法所規範之行政處分,受刑人不得循一般行政救濟程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粗體為本文所加)
  7. 7本院釋字第653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宣示:「刑事被告受羈押後,為達成羈押目的及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惟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亦有類似宣示)受羈押被告之繼續享有各項憲法權利,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號解釋則進一步宣示已受有罪判決並在監服刑的受刑人,除人身自由及其附帶限制外,原則上亦得主張各項憲法權利,以利復歸社會。
  8. 舉例來說,住在學校宿舍的成年學生,如要寫信給他人,學校能不能說:因為你這封信的內容涉及誹謗、恐嚇他人或談到學校設施,所以不准寄?或仿監獄行刑法規定,命其修正後再寄?還是只能說:要寫隨你寫,但責任自負!
  9. 對此,本席的基本想法是:秘密通訊自由至少保障通訊(表意)「對象」、「方式」及「內容」的秘密,在此範圍內,構成表意自由的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
  10. 10在承認維護監獄紀律為正當目的之前提下,多數意見對於細則第82條第1款及第7款規定,雖以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為由宣告違憲,但並未同時非難上述規定之實質內容,顯係承認上述各款規定符合監獄行刑法第66條所稱「維護監獄紀律」之正當目的。
  11. 至於監獄對於物品等其他事項之檢查,因不當然涉及表意自由的限制,法院可採取寬鬆的審查標準。又對於受刑人身體之檢查,因涉及人身自由之重要憲法權利,且其效果類似搜索,亦以中度審查標準為宜。可見同樣的檢查手段,法院本就應考量其所涉及的事項性質及權利類型,而選擇不同的審查標準。
  12. 12在白色恐怖時期,許多受刑人(死刑犯)的遺書都曾被當時獄方扣留,歷數十年均未交付家屬。參呂蒼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林易澄(合著),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2015)。1988年間,新店軍人監獄在監察院啟動調查之後,迅即焚燬1970年雷震出獄時沒收的400萬字雷震回憶錄。本席當時正在同監服役(還好不是服刑),至今難忘。
  13. 監獄行刑法第62條規定:「受刑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及家屬為限。但有特別理由時,得許其與其他之人接見及發受書信。」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55條:「第三級以上之受刑人,於不妨害教化之範圍內,得准其與非親屬接見,並發受書信。」至少已經限制了(第四級)受刑人與朋友通信的權利。另參法務部2015年11月10日法訴字第10413504310號訴願決定書理由三記載:訴願人於宜蘭監獄執行期間,「寄發信件予‧‧‧新竹監獄‧‧‧收容之受刑人謝○彥,經新竹監獄以謝○彥現為第4級受刑人,且查閱其書信內容後認無通信之必要,爰予退回信件,‧‧‧」(粗體為本文所加),足見獄方對於受刑人與其朋友間的通信,確有准駁之決定權。
  14. 14參收容人違規情節及懲罰參考標準表,表一之(二十一),法務部矯正署官網(矯正出版品-矯正法規輯要),http://www.mjac.moj.gov.tw/ct.asp?xItem=325315&ctNode=35497&mp=801(最後瀏覽日:11/30/2017)。
  15. 參前註14及其相關本文說明。
  16. 16多數意見在理由書第5段也將「達成監獄行刑目的」當成是限制受刑人秘密通訊自由及表現自由之合憲目的,並且還舉例說明包含「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對受刑人施以相當之矯正處遇、避免受刑人涉其他違法行為等」。後兩項例示目的恐怕過於廣泛(overbroad)、模糊不明確(vague);又如「避免受刑人涉其他違法行為」之目的,也很容易成為監獄管理者濫權限制的廉價藉口,都顯然無法通過本文所稱重要目的之要求。
  17. 17法務部研擬中的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第73條(相當於現行法的第66條),已準備將「監獄紀律」修正為更具體的「監獄秩序或安全」。參法務部2016年10月24日法制字第10513504480號函附件(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本號解釋卷)。然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卻仍直接肯定「監獄紀律」的合憲性,而沒有對之為限縮性的合憲性解釋,實在可惜。
  18. 18依照多數意見立場,受刑人寫給罵其家人,因與監獄紀律無關,監獄不可限制。但如受刑人之家人寫信罵受刑人,由於這類文字可能會有造成收信之受刑人「心理壓力或不安之虞」,依照本條第1款規定及監獄行刑法第66條規定,監獄是可以「敘明理由,逕予刪除」相關文字後,再將信交給收信人。問題是:國家需要將受刑人當成如此脆弱的媽寶嗎?且不管是受刑人寫信詐騙、侮辱或恐嚇監外之人,或相反情形,本就另有刑法、民法等相關規定等可以讓被害人事後追究法律責任,何勞監獄事前審查?
  19. 美國法有關特殊書信(SpecialMail)的相關規定,參28CFR§§540.2,540.12(b) &540.18-20.

為何我們要關心受刑人的人權?

編按:本文是司法院釋字第七五五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全文。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不解於司法體系為何要保護「壞人」;對於違法亂紀而侵擾、甚至摧毀他人人生的犯罪者,法官為何不願治亂世用重典,反而選擇「與魔鬼為伍」,不厭其煩地強調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在社會安全秩序與人權保障之間,法官的價值判斷往往與多數善良國民的法感情有落差,這或許是當前社會人民對司法信任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件解釋多數意見認為受刑人在監獄中所受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如侵害其憲法基本權利,應有權向法院請求救濟。本席贊同多數意見延續過往解釋,進一步刨除監所中特別權力關係的餘燼。然而,這似乎更加坐實了司法獨厚「壞人」人權保障的社會觀感。為免司法公信力因此持續探底,本席有義務向國人說明大法官為何關注受刑人人權的進一步理由。爰提出以下五點協同意見予以補充。

一、受刑人只是穿「囚服」的國民,並非憲法基本權保障的「棄民」

依照憲法權利義務篇章規定,基本權保障應普遍適用於所有人民身上,沒有例外,不因身分不同而有基本權保障有無之分。因此,我們應該有一基本認識,受刑人人身自由雖被限制在監獄之中,但並未因此就被憲法放逐而成為不受基本權保障的「棄民」或「化外之民」,他(她)只是穿囚服的國民,而不是「非國民」。因此,受刑人基於同受憲法基本權保障的(穿囚服)國民身分,在監禁期間,其所擁有各種基本權利中,除人身自由遭受限制,以及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的當然限制外,其他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監獄如欲加以限制,仍需符合目的正當,手段合乎比例性的憲法要求(憲法第23條)。例如書信檢查,限制其秘密通信自由;禁止接見家人,限制其家庭權;施用戒具,限制其不可侵犯的身體權,均需符合憲法比例原則的要求,不得恣意。這是國家應忠實履行而不得恣意妥協、棄守的憲法誡命。

受刑人基於基本權,除了可以防禦來自國家的恣意侵犯外,若監所內的生活條件未能符合基本人類需求而侵害其人性尊嚴,譬如欠缺足夠的食物及飲水、乾淨的生活空間、適足的醫藥及心理健康照護等等,受刑人也有權向國家主張所涉人性尊嚴基本權的受益權功能,請求國家提供一定物質與勞務給付。另外,監所中每每存在幫派結社的次文化,此亦對受刑人的基本權產生莫大威脅;譬如受刑人之人身自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人性尊嚴等皆可能受獄中同儕危害。此時,國家亦應履行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功能,確保受刑人不受第三人之侵害。

二、受刑人的「再社會化」,甚至是憲法的誡命

受刑人除享有前述傳統的基本權外,晚近比較憲法上,甚至根據人性尊嚴與自由發展人格條款發展出受刑人「再社會化」(Resozialisierung)的憲法誡命。受刑人的「再社會化」,強調國家透過執行監禁等刑罰所欲達成的目的,並非使受刑人因「非人」生活感到痛苦,而對國家法律感到畏懼;也不是透過監禁,將其從「正常社會」予以隔離,讓一般人視而不見而感到安心。而是在於使受刑人改過自新並重新復歸社會(我國監獄行刑法第1條參照)。其內涵,具體而言,指國家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使受刑人培養出親近社會、適於社會生活的能力:其一方面得以理解為何應尊重他人、肯認他人價值與道德主體地位;另一方面,尋回生活目的與自我價值感,並有能力自立自強,在社會中自主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向來通說認為「再社會化」只是監獄行刑的政策目標,無關憲法要求。但細究「再社會化」的內涵,例如重建其自我價值及自主發展生活等等,皆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個人主體性以及自由發展人格之意旨有深刻連結。「再社會化」因而提昇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的保障內容,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在多次裁判強調「再社會化」是源自人性尊嚴之保障的憲法誡命1,國家有採取必要措施以協助受刑人培養回歸社會之能力的積極義務。雖然應採取何種措施,始滿足再社會化的憲法誡命,承認國家有一定的自由形成空間2,但國家的措施如與「再社會化」的憲法誡命背道而馳,則可能被宣告違憲。

三、保護受刑人基本權,也保護社會安全

或許有人仍不死心質疑為何憲法要保障「壞人」基本權,質疑為何需對受刑人的「再社會化」負擔如此沈重之憲法義務。本席在此嘗試從另一角度指出,保障受刑人的基本權利,除了是憲法的要求外,更具有維繫整體社會公共安全之工具性價值。試想,若受刑人未能免於國家恣意侵害、無法獲得基本生活所需、甚至時時擔心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將持續性地處於恐懼與匱乏之中。而恐懼是人性的腐蝕劑,日復一日的蒙受被剝奪感、處於高壓環境並受到無所不在的監視,矯正機構中密集相處的人與人之間將難以存在信任。受刑人若連僅僅是維持生物性的活存都未必可得,如何期待其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學會尊重他人並理解遵守社會規範之道德意義,從而邁向再社會化?

在未能培育與他人相互尊重地相處、親近社會的能力之下,受刑人若回歸自由生活,監所在他們身上曾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將使其可能再度成為社會公共安全的刀剪。另一方面,監所作為一種「總體機構」(Total Institution),意圖依賴單純的權力關係穩固內部安全,但當受刑人在監獄活下去都成為奢望,又怎不會成為監獄管理與安全的不定時炸彈?簡言之,當監所中的生活處境無法符合人道條件,未能落實其基本權保障,使受刑人無法有效復歸社會;最終受害、反噬的不只是矯正人員、受刑人自己與家人,還將包括整個社會。

因此,唯有在監獄中讓受刑人活得像人,受刑人未來才可能順利復歸社會,有能力與其他社會成員共同生活3。這就意味著需創造出使受刑人免於恐懼與匱乏、享有個人安全的制度與物質條件,才能期待他逐漸學會承認、尊重他人的價值。而反映在深層的價值取捨上,這更意味著在要求受刑人看重他人的道德地位之前,我們必須先願意肯認受刑人同樣享有人性尊嚴,不忍見其落於非人道的生活處境而受苦;也就是說,我們對受刑人肩負著同一社群成員之間的互惠道德義務。從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之下,期待受刑人再社會化,並因此維護受刑人的人性尊嚴及人道需求,便只能導向同一結論,亦即受刑人應受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

四、保障後端訴訟權救濟,也需前端外部參與的申訴救濟程序

接著繼續談到本號解釋關心的受刑人的司法救濟權。監獄這種幾乎與社會隔絕而獨立封閉的場域中,成為貫徹特別權力關係的最佳樣版。世界各國對於受刑人對外尋求司法救濟,多抱持保守的立場,原因在於一旦此封閉機構受到外部司法機關的質疑,維持監獄運作的特別權力關係將面臨嚴峻挑戰。也因此在本院釋字第653號解釋駁斥「基礎關係與經營關係區分理論」,未設任何條件限制地揚棄特別權力關係,准予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後,相關機關本該舉一反三,即刻對受刑人的權利救濟問題,與釋字第653號解釋為相同處理,卻要遲至將近10年之後的今日,才有機會倚賴本號解釋攻下此一特別權力關係的最後灘頭堡,真令人不勝唏噓。或許受刑人是觸犯法律而被定罪的「壞人」,不易博得社會大眾同情,有以致之吧。本席前面既根據憲法應然面的要求,以及保障受刑人藉以保護社會大眾安全的工具性理由,呼籲應保障受刑人的基本權,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的理由,支持本號解釋多數意見,承認受刑人於其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受侵害時,有向法院請求救濟的權利,自屬邏輯之必然。本席也支持多數意見認為受刑人基本權利唯於侵害非顯屬輕微時,始得向法院請求救濟,理由除了「微量侵害不構成侵害」的所謂「微量保留」(Bagatellevorbehalt)4理論外,也在於珍惜寶貴司法資源,避免因濫訴而遭到濫用。

司法救濟固然是確保人民基本權利的最後與最起碼手段,然而在監獄的總體特徵下,無論是監獄在行政管理的強制力或受刑人的次文化影響下,受刑人透過司法救濟以期改善其監獄處遇,往往緩不濟急,甚至法院裁判在現行訴訟制度下,能否有直接透過像美國法院所核發的「禁制令」般具體介入監獄處遇的效力,也是我國面臨受刑人訴訟權保障議題的實際難題。因此,本號解釋透過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精神,要求監獄的監督機關,應設置具有公正及專業的外部人士所參與之機制,避免監獄因為其內部封閉性質而根本阻斷受刑人申訴進而提起司法救濟之機會,以彌補司法救濟之不足,本席予以贊同。

五、監獄設施與處遇應朝向符合人性尊嚴之多元彈性調整

最後,於監獄此種總體機構之下,受刑人人格特質被完全消滅,成為行政管理下適用相同設施與處遇的客體。然而,若要維護受刑人之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空間,監獄除了應改善整體設施與處遇外,對於具有特殊需求之受刑人,須有相應之彈性作法。例如世界各國都面臨的監獄收容受刑人人數過多所生之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曾於Brownv.Plata一案5中,認定監獄受刑人過度擁擠構成酷刑與非人道之處遇,牴觸聯邦憲法第八增補條款。聯合國藥物及犯罪署(United Natio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於2009年發布之「處理受刑人特殊需求之工作手冊」(Handbook on Prisoners with Special Needs)6,其中亦針對精神疾病患者、身障者、少數族裔、外籍人士、同性戀者、性別重置者、老年者及判處死刑者等不同身分之受刑人,其於受刑期間所面臨之不同需求,提出各該問題之解決建議作法。

以身障者為例,基於其生活所需,監獄是否於不同處所設置無障礙空間,是否提供必要輔具、醫療照顧以及相關專業人員協助7等,均涉及身障受刑人能否於監禁期間受到平等與符合人性尊嚴之對待。以我國為例,監獄行刑法第17條規定:「受刑人因衰老、疾病或身心障礙不宜與其他受刑人雜居者,應分別監禁之。」僅要求將身障受刑人分別監禁;然而,監所是否提供無障礙設施,或依據個人需求提供合理調整?於條文中均無從得知。此外,分別監禁是否等同某種程度的生活隔離而不符平等要求,亦有待憲法檢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85條固然規定:「身心障礙者依法收容於矯正機關時,法務主管機關應考量矯正機關收容特性、現有設施狀況及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作必要之改善。」然本條規定是否足以作為身障受刑人請求國家積極作為之請求權基礎,仍不明確。我國簽署聯合國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並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後,相關機關就監獄設施及處遇應如何妥適規劃,以符合身障受刑人之權利保障並避免歧視,即成為急迫而應加以面對的問題。

又監獄中往往複製社會性別二元結構。譬如對於受刑人監禁施以性別隔離8;僅限「入監婦女」有權請求攜帶未滿3歲之子女9。而對性別認同不一致之受刑人,究竟應監禁於何處,於刑之執行期間得否進行賀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手術?對同性戀之受刑人,依據其生理性別而為監禁時,如何於監獄處遇上予以平等對待?譬如受刑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以最近親屬及家屬為限10,則同性伴侶如何認定?

以上問題,固然尚無法透過本號及釋字第756號解釋一併處理,但在受刑人掙脫特別權力關係桎梏之後,相關機關應當秉持憲法保障受刑人基本權利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監獄行刑法,逐步改善監獄設備與監獄處遇決定之程序,開拓我國受刑人權利保障之新貌。

  1. BVerfGE 35, 202 , 219ff., 235f; 36, 174, 188; 45, 187 , 238f.; 64, 261, 276f.; 98, 169, 200, 204ff.; 109, 133 , 150; 113, 154, 164; 116, 69, 85.
  2. Starck,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I, Art.1 Rdnr. 50.
  3. See Sharon Dolovich, Prison Conditions , in R EFORMING C RIMINAL J USTICE , V OL . 4: P UNISHMENT , I NCARCERATION , AND R ELEASE 261 – 293, at 263 (Erik Luna ed., 2017). Available at : http://academyforjusti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13_Criminal_Justice_Reform_Vol_4_Prison-Conditions.pdf (last visited Dec. 1, 2017) .
  4. 4J.Isensee,AbwehrrechtundSchutzpflicht,in:HStRIX,2011,§191Rn.119,239.m.w.N.
  5. See563U.S.493(2011).
  6. 參見該署網站: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justice/HandbookonPrisonerswithSpecialNeeds.pdf(最後瀏覽日:2017年12月1日)。
  7. See generally Margo Schlanger, Prisoners with Disabilities, in REFORMING CRIMINAL JUSTICE,VOL.4: PUNISHMENT, INCARCERATION, ANDRELEASE 295-323 (ErikLunaed.,2017). Available at: http://academyforjusti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14_Criminal_Justice_Reform_Vol_4_Prisoners-with-Disabilities.pdf (last visited Dec.1, 2017).
  8. 參照監獄行刑法第4條規定。
  9. 參照監獄行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10. 同法第62條本文規定參照;又如同法第73條第1項所稱之「最近親屬」之認定。

釋字756號解釋:受刑人的秘密通訊與言論自由

案例事實

在獄中的死刑犯邱和順,向台北看守所申請寄出以「個人回憶錄」為名的信件給朋友,看守所檢視之後,認為內容認為影響機關聲譽,請邱和順修改後再提出申請。邱和順申訴、訴願失敗之後,對看守所提起行政訴訟。主張:雖然他是死刑定讞的收容人,但死刑犯的隱私權、秘密通訊自由及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仍然受到憲法保障,和一般人是一樣的,請求確認看守所拒絕寄出信件的處分違法。

行政法院判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1訴1318判決邱和順敗訴,認為雖然看守所拒絕邱和順寄出信件的行為屬於行政處分。但因為信件內容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看守所依照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1條第3項、第82條,拒絕寄出,並未違法。而施行細則這兩個規定,也沒有逾越母法監獄行刑法第66條規定。案件經邱和順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判514判決駁回上訴,理由卻和北高行不同,認為對受刑人發出信件的管制措施,屬國家基於刑罰權之刑事執行之一環,並未創設新的規制效果,非行政處分,受刑人無法提起行政訴訟,邱和順敗訴確定。就最高行政法院否定邱和順可以提起行政訴訟部分,大法官另外以釋字755號解釋處理,請見「受刑人可否向法院請求救濟?」。

釋憲標的合憲與否

釋憲標的有三,包括:

(一)監獄行刑法第66條

「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受刑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發出;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行收受。」

就此,多數意見將「檢閱」區分成「檢查」跟「閱讀」。

  1. 檢查書信:目的在確認書信或包裹有無夾帶違禁品,並不當然影響通訊的秘密性,目的正當,手段和目的間有合理關聯,理由書並舉例:如開拆後檢查內容物之外觀或以儀器檢查,合憲。
  2. 閱讀書信:未區分書信種類(例如是否為受刑人與相關公務機關或委任律師間往還之書信)、斟酌個案情形(例如受刑人於監所執行期間之表現),一律認為有妨害監獄行刑目的。在此範圍內,侵害通訊自由,違憲,兩年內定期失效。
  3. 刪除書信:以維護監獄紀律必要為限,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等受刑人出獄時發還,在此範圍內,合憲。

(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2條第1、2、7款

「本法第66條所稱妨害監獄紀律之虞,指書信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 一、顯為虛偽不實、誘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使他人有受騙、造成心理壓力或不安之虞。
  • 二、對受刑人矯正處遇公平、適切實施,有妨礙之虞。
  • 七、違反第18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及第6款、第7款、第9款受刑人入監應遵守事項之虞。」

多數意見認為,這些規定未必都跟監獄紀律維護有關,無關監獄紀律部分,比如第1款,如果收件者不是受刑人、第7款講到第18條第1項受刑人入監時應告知遵守特定守則,和監獄紀律維護未必有關。無關監獄紀律部分,逾越母法監獄行刑法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兩年內失效。

理由書並指出:如果相關機關認為母法中寫的「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尚不足以達成監獄行刑之目的,應修改法律明定之。

(三)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1條第3項

「受刑人撰寫之文稿,如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譽者,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

這些是對表現自由的限制,需要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的命令。但這裡卻無法律就此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大法官接著進行比例原則操作,延續744號解釋,對一般人民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原則上違憲。但理由書指出,為達成監獄行刑與管理之目的,監獄對受刑人言論的事前審查,雖然並不是原則上違憲,但也要為重要公益,手段跟目的間有實質關聯。理由書將條文中的前提細分:

  1. 「題意正確」、「監獄信譽」:並不是重要公益,立即失效
  2. 「監獄紀律」:這屬於重要公益,但監獄如果認為投稿內容對於監獄秩序及安全可能產生具體危險(如受刑人脫逃、監獄暴動等),可以採取各種預防或管制措施,應考慮有無其他限制更小的手段,也應該留給受刑人另行投稿機會,比如保留原本、或讓他修正後再行投稿,不能只以有礙監獄紀律為理由,完全禁止受刑人投寄報章雜誌,逾越上開意指部分,兩年內失效。

兩者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檢驗,侵害表現自由而違憲。

有趣的是,大法官雖然認為這部分已經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仍然繼續探討是否合乎比例原則,並且區分比例原則檢驗違反的情形,而宣告立即失效(目的)或定期失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