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

出自黃榮堅老師十五年前出版的「刑法與審判」一書，經老師同意分期連載，這是第三集。

既然司法旨在追求公平正義，那麼就維護社會秩序、社會正義的立場來看，為什麼告訴乃論的形式可以存在?首先得解釋法律概念的用法的問題。所謂公訴，並不是和非告訴乃論相對的概念，和非告訴乃論相對的是告訴乃論，和公訴相對的是自訴。告訴乃論和非告訴乃論所要講的是，國家追究犯人刑事責任的時候，要不要以被害人或某其他特定人的告訴為要件。

對於告訴乃論的犯罪，例如毀損罪或公然侮辱罪等等，如果被害人並沒有表示要追究行為人的責任，法院就不能判這些行為人的罪。同時，在被害人沒有表示告訴的情況下，檢察官也不能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判刑。簡單的講，有告才有論，這是所謂的告訴乃論。對於非告訴乃論的犯罪，例如殺罪或強盜罪等，即使被害人沒有表示要追究行為人的責任，檢察官還是要偵查或起訴，法院還是要追究這些犯罪行為。大致上，比較不嚴重的犯罪會被規定告訴乃論，而比較嚴重的犯罪被規定為非告訴乃論。

至於所謂公訴或自訴所要講的，是由誰來向法院請求審判的意思。檢察官和法官雖然都是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不過性質是不一樣的。檢察官是代表被害人的意思，也可以向法院請求對於某某涉嫌犯罪行為人進行審判，而法官則是站在中立的立場進行審判工作。那麼，對於某某涉嫌犯罪行為人，如果是由被害人向法院請求審判，這叫做自訴，即自己向法院起訴之意，如果由檢察官向法院請求審判，這叫公訴，是檢察官向法院起訴的意思。

對一般人而言，只要自己是某個犯罪的被害人，他可以自己起訴，但由於一般人不懂法律，而且不像檢察官有偵查的權限，所以要自行起訴往往有困難，因此會向檢察官提出告訴，由檢察官進行偵查和起訴的工作。因此，自訴和公訴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告訴乃論和非告訴乃論是另外一組相對的概念。兩組概念所講的是不同的事情，公訴的犯罪不等於是非告訴乃論的犯罪，自訴的犯罪也不等於是告訴乃論的犯罪，所以不能相混。

那麼為什麼要有告訴乃論這樣的追訴制度，為什麼不是一有犯罪，國家就必然追究，而得視被害人告不告呢?告訴乃論的存在和前面所說的正義概念也有關係。不錯，司法是在追求正義，其實質意義不外乎在追求生活利益的保障。既然牽涉到利益的追求，那麼天下也沒有絕對的利益，是要講究利益衡平的關係，如此才能真正追求到最大的利益。對於所有的犯罪，是不是不管性質、不管利害關係而一律起訴對整體是最有利的呢？這恐怕是有問題的。例如輕微的案件對於被害人造成的侵害不一定很大，有時候強制追究反會造成被害人的困擾，例如家裡唸國中或高中的兒偷了家裡的錢，父母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去坐牢，法律卻硬要判他偷錢的罪，反而搞得家人很難堪？

又例如強制性交罪(就是以前所說的強姦罪)，現在已經改成以非告訴乃論為原則了，不過以前把強制性交罪列為告訴乃論，也不是百分之百沒有道理。這實在是個既痛苦又為難的抉擇。就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而言，無論是以告訴人的身分或是證人的身分出庭，都是再度面臨當時受害的經驗。現在把強制性交罪改成非告訴乃論罪，意思等於強迫被害人必須回憶這段痛苦的記憶，換句話說是對被害人二度的傷害。其次，在現實的社會裡，人們對於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往往投以異樣的眼光，好像這是件不名譽的事情，因此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通常都不希望這件事被張揚出去。可是，當我們把強制性交罪改成非告訴乃論罪時也就是在張揚這件事了，迫使被害人感覺更加難堪。

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並不是把所有的犯罪都規定成非告訴乃論就是有利無害的。到底要規定成告訴乃論或非告訴乃論，分別存有不同的利害關係。那麼現在為什麼要把強制性交罪改成非告訴乃論呢？正因為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自己考慮到名譽的問題，以及不願意受到二度傷害，所以很多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甚是絕大多數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在受害之後都不了了之。這造成強制性交的犯罪行為變成司法風險中最低的。在其他的犯罪當中，被害人很可能會去告。甚至不是真的被詐欺的人，動不動也想要去告。獨獨就是強制性交罪的被害人，受害了以後自己默默承受，此舉等於鼓勵潛在的犯罪行為人犯更多的強制性交罪，因為他們知道這不需要坐牢。

所以到底強制性交罪應該規定為告訴乃論，或是非告訴乃論，這都是痛苦的抉擇。如果我們不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就應該把它規定為告訴乃論。然而考慮到姑息養奸惡性循環的結果，就該把它規定為非告訴乃論。現在對於這一個問題，法律上已經有一個處理，原則上是規定為非告訴乃論，希望有個普遍的預防效果。至於被害人二度傷害的問題，再用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開庭時對於被害人的特別保護，或是透過其他機制的輔導，希望能夠把傷害的程度降到最低。至於名譽上的問題，也只能透過教育的管道，讓被害人以及一般有個較健康的認知，在強制性交罪當中，就像其他的任何犯罪一樣，做錯事情的是加害人，不是被害人。不名譽的也是加害人，而不是被害人。這種觀念的改變，是需要一些時間，可是也不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