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開罰「工業宅」,為什麼全部敗訴?

最近一則新聞,大意是臺北市政府開罰違法作為住宅使用的「工業宅」,在建商提起行政訴訟後,臺北市政府全部敗訴。柯文哲市長在接受採訪時,也口出恐龍法官、要查有無市府官員放水嫌疑之語,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臺北市政府會全部敗訴?以下分享其中一則判決,原告是英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則是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案例事實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前往勘查12層的「世界心大樓」,發現有公共廁所入口鎖死、牆壁打通等違法變更,因此依照建築法規定對起造人英德建設公司處最高罰鍰30萬元,並限期改善。

不久,都發局再派人勘查,仍未改善,這次都發局認為違規情節重大,處罰了360萬元,計算方式是每個樓層罰30萬元,一共12樓,並限期改善。

建築公司對後來這360萬罰鍰不服,訴願、提起行政訴訟後,本案來到最高行政法院。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在法律上所有謂的一行為不能二罰原則,比如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並不能對一行為分別處罰鍰。

因此,本案的關鍵在於:受處罰的建商,到底有幾個行為。而判斷有幾個行為的前提是:被處罰的行為是甚麼?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2個行為,可以罰12次

北高行103訴517號行政判決認為:建物第1層至第12層之公共廁所為獨立之使用單元,建築公司擅自違規變更的行為,應該是分層施作,而不是同一時間。應該認擅自將變更每個樓層的行為,是12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屬於12個行為。

最高行政法院:只有1行為,只能罰1次

最高行104判121行政判決認為,針對北市都發局限期改善,建築公司的義務是把廁所現況回復,對建築公司的要求是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合法,並不需要多數行為才能完成多數義務,屆期沒有改善的行為,應該只是一個行為,不應該處罰12次。

判決後續

該案發回更審後,北高行104訴更一字第34號行政判決依循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撤銷360萬元的罰鍰。既然罰鍰處分遭到撤銷,北市都發局保有這360萬元,已經失去法律上保有的原因,法院因此判決都發局應該返還這360萬元給建設公司,北市都發局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駁回而確定。

參考法規

建築法77條1項: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建築法第91條第1項2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臨檢點的停車,可否臨檢酒測?

最近,北高行一個臨檢點前停車的賓士自鎖案判決,引起大家的關注。這幾天,「一起讀判決」已經介紹了該案判決,以及湯德宗大法官在釋字699號解釋的意見書。那麼,行政法院目前對此類案件的立場完全一致?恐怕未必。

雖然沒有做很完整的判決研究,但賓士自鎖案類似的見解,早在台北地院104年度交字第272號判決就已經出現,該案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維持(以下稱為甲案),類似的論述出現在不少判決中。不過,行政法院也存在不太一樣的見解,比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交上51號判決(以下稱為乙案)就是一個例子。

說「不太一樣」,而非「相反」或「相同」,是因為沒有兩個判決會完全一樣,我們只能去歸納這些相關的判決,做些討論。比如下面的判決都是關於機車,而非汽車。

今天,一起讀判決來介紹一下兩案所涉及的事實以及判決結果。

攔停酒測的規定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看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這個規定之後會不斷出現,以下講到的警察職權行使法都是指這個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酒測。

甲案:北院104年度交字第272號判決

案例事實

楊先生騎乘機車在臨檢點前,將機車停放路旁。警察發現後,上前盤查後,發現楊先生渾身酒味,因此要求酒測,但楊先生拒絕接受。員警因此舉發楊先生「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經裁決所裁罰9萬、吊照及交通講習。

判決撤銷處分的理由

本案法官撤銷了裁決所的裁罰處分,並經北高行維持,和前幾天的北高行判決理由大致相同,論述相仿,包括:

  1. 駕駛人如果經過設有告示酒測處所,不依照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固然已經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而可予以處罰。
  2. 但如果不是這種情形,汽車在攔檢點已經自行停止駕駛行為,此時警察只能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對於「已發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等情形,才可以攔停,並要求酒測。不能因為駕駛人不願意順服前往接受無差別性、概括、隨機性的臨檢措施,就主觀臆測該國民屬於可疑酒駕的人,而強制要求酒測。
  3. 甲案的情形:
    • 勘驗員警隨身錄影,楊先生騎車時,並沒有發生車禍等危害,車型狀況也沒有出現蛇行、搖晃或不穩「相當合理的客觀事由」,因此警察臨檢盤查欠缺客觀合理基礎,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
    • 而且當員警上前進行盤查時,楊先生已經熄火、架好機車,員警是在楊先生走路時,警察才聞到酒味而決定讓楊先生接受酒測,此時楊先生客觀上並沒有發生危害,也不是有客觀合理依據認為是容易產生危害的騎士,無從依法執行攔停。
    • 總結來說,判決認為員警未經任何攔停危險交通工具之措施 ,逕對已放棄騎乘機車而採步行之行人進行盤查,並要求酒測,欠缺懷疑原告酒駕之客觀合理基礎,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

乙案:高高行106年度交上字第51號判決

案例事實

和甲案十分相似的案例,余先生在臨檢點之前,騎車左轉入騎樓停車,員警發現後前往盤查,發現余先生滿臉通紅、身上酒氣,因此要求酒測,在余先生拒絕後,員警舉發「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經裁決所裁罰9萬、吊照及交通講習。

高雄地院的判決理由和甲案相似

高雄地院105年度交字第119號判決結果和甲案相仿,撤銷裁罰處分,理由也和甲案相似:員警攔檢是因為懷疑規避酒測,並不是因為機車已經發生危害,或有蛇行、車速異常情形,不能因為余先生不願意前往接受無差別、概括、隨機的臨檢措施,並繞道而行,就主觀猜測余先生有酒駕嫌疑,和警察職權行使法不符。

高高行廢棄地院判決

在裁決所提起上訴之後,高高行做出不一樣的見解,維持原本的裁罰處分。理由如下:

  1. 警察職權行使法沒有說車輛必須在「行進中」被攔停,才能進行酒測。否則任何酒駕者看到前方有警察攔檢,豈不是可以隨時下車、離開車輛或以類似方法主張當時沒駕車來規避酒測?這應該不是立法者的原來意思。
  2. 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處罰拒測的規定,是因為酒駕的危險性,駕駛人本有依法配合酒測義務,為防堵酒駕管制漏洞,因此規定拒測的處罰,並沒有排除駕駛人消極推諉拖延接受酒測的意思。因此,只要駕駛人有「拒絕接受酒測檢定」之 實質作為,無論係積極明示不接受酒測檢定,抑或消極推諉拖延接受酒測檢定時間之不作為,均有上開罰則之適用。
  3. 員警固然不能毫無理由發動酒測,但只要有事實足認駕駛人有酒駕可能,就已經達到發動門檻。雖然駕駛人沒有明顯違規行為,但有明顯酒味,經客觀、合理判斷可能發生危害者,就可以攔檢實施交通稽查。在實施稽查時,經警察人員聞得駕駛人有明顯酒味者,就應該依法實施酒測。
  4. 乙案的情形:余先生之前有騎車,在停車之後,經警察上前盤查,近身發現滿臉通紅、帶有酒味。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不以發動中或行進中之車輛有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為必要,員警近身觀察余先生有醉態,依照經驗法則跟社會通念,合理判斷是易生危害交通安全的駕駛人,要求余先生接受酒測,並未違法。

攔停的合理事由

昨天有一則新聞講到劉先生在酒測攔檢點前200公尺左右,路邊停車。執勤員警懷疑他要逃避酒測,因此上前拍打車窗、透過車窗貼單警告,但劉先生躺在後座並無反應。

執勤員警原本是以「行經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舉發,後來裁決所改以「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規定裁處,罰鍰9萬元、吊照、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及3年內不得重新考照。

在劉先生提起行政訴訟後,新竹地院106交62判決撤銷裁決所處分,這個月8日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6交62號判決維持,在媒體報導後,北高行也出了一份「酒測攔檢與人權保障的界限何在?」新聞稿,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攔檢點攔停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4項針對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測檢定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酒測者,設有處罰規定。

如果是在攔檢點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予以處罰可能比較沒有問題,地院判決書第143-147行指出:

警察機關在所謂「易肇事路段」,以抽象性時間、地點標準,於道路上設置路障,要求該時段經過該特定道路之交通工具,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測檢定之處所,如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固已直接違反道交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而得予處罰。

非攔檢點攔停

但本案的情況比較特別,劉先生還沒有經過攔檢點,是在攔檢點前200公尺左右靠邊停車,可能因為如此,裁決所改依「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規定處罰。

判決書認為,警察機關得否攔停,應該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以及釋字535號解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換言之,警察只能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的兩種情形,才可以攔停而要求酒測。所謂「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判決舉例如車輛蛇行、猛然煞車、車速異常等,這些例子來自於釋字699號湯德宗大法官的意見書,下次我們再來分享這份對酒測實務影響深遠的意見書。

本案的情形

勘驗蒐證光碟的結果,劉先生停車之前並沒有蛇行、車速異常或不穩的情形,雖然有從內側車道變換到外側,並持續減速,但法院認為這是劉先生要在路邊停車的正當駕駛行為,裁決所主張有異常駕駛情形,並不被法院所接受。

因此,法院認為員警的攔停、要求酒測,欠缺懷疑酒駕之客觀合理基礎,並不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後續的拒測並沒有構成違反行政法的義務。

男性員警可以留長髮嗎?

葉先生是保二總隊員警,因為留著長髮,在104年間被以儀容不整違反規定,申誡17次。依照考績法施行細則規定,每一申誡扣1分,後來葉先生的綜合評擬只有60分,年終考績被列為丙等。

依照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年終考績列為甲等、乙等都會晉本俸一級,並給予獎金。丙等則是留原俸級,也沒有獎金。葉先生對保二總隊考績評定的處分不服,訴願失敗後,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天判決葉先生敗訴。

葉先生的主張

葉先生認為保二總隊的考績處分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非列舉基本權、行政自我拘束及誠實信用原則,此外也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該條規定雇主對受僱者的考績,不得因性別而有所差異。葉先生主張應該審查蓄髮申誡17次的原因事實,撤銷申誡處分後,把扣分的部分加回來。

行政法院的理由

行政法院駁回葉先生起訴主要的理由包括:

第一,考績評定涉及人的評價,需要長時間的行為觀察,才能形成印象。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功能最適,應該讓行政機關作成決定時有判斷餘地,只有在判斷恣意或其他違法時,才能撤銷或變更。

第二,因儀容不整違反規定而申誡,屬於對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的處置,葉先生可以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在30日內提起申訴、再申訴,但葉先生沒有提起救濟,申誡處分已經確定。因此,這次的行政訴訟,法院只去審查年終考績列為丙等是否違法,17次申誡處分既然已經確定,依照考績法施行細則列入扣分,考績程序並沒有程序上的瑕疵或認定事實的違誤,也沒有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

第三,至於蓄髮的問題,警政署在92年訂定了「儀容重點要求事項」,屬於機關的管理措施,類似雇主對員工有一定程度指揮管理所必要的限制,在機關管理權的範圍。對男、女員警儀容不同要求,並沒有違反性平法。此外,「儀容要求重點事項」的規範目的在於「整飭員警儀態,美化環境內務,維護應勤裝備,提振工作精神,以端正警紀,建立警察良好形象」,這件事情和性平法為了保障性別工作權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的目的,有所不同,並沒有違反性別法的疑慮。

總結來說

法院認為因為考績的評定應該尊重機關的決定,除非有判斷恣意或其他違反,才可以撤銷或變更。而且蓄髮遭到17次申誡的處分,因為葉先生沒有提出申訴,都已經確定,之後依規定扣分及綜合評量,並沒有違反程序規定。最後,警政署對儀容的要求屬於機關管理權的範圍,對男女不同要求,並沒有違反性平法。

華航對工會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嗎?

事情的緣起

華航原本只有「企業工會」,但空服員認為該工會被資方掌握,另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我們稱為「空服員工會」)。2016年6月23日,「空服員工會」宣布從凌晨開始罷工。24日和華航達成協議(以下稱為624協議),包括四點:

  1. 逐步提高外站津貼到每小時5美元。
  2. 非「空服員工會」會員,不能享受外站津貼提高的待遇(禁止搭便車條款)。
  3. 華航如果提高「非會員」的外站津貼,應該再提高會員相同金額。舉例來說,如果「非會員」外站津貼從2美元調高到4美元時,「會員」也要跟著上調2美元。
  4. 如果華航違反第3點,應該再補給法定利率2倍的遲延利息給會員。

沒想到五天後的6月28日,華航和原本的「企業工會」也達成協議,調高和「空服員工會」一樣的外站津貼,甚至提高的時間還提早一天。華航後續並沒有依照624協議第3點,再調高「空服員工會」會員津貼。7月29日,華航另外發給罷工期間配合調度出勤的空服員、地勤人員獎勵金。

工會的主張

空服員工會認為「624協議」屬於「團體協約法」規定的「團體協約」,而且華航公司違反禁止搭便車條款,並沒有同額調高會員津貼,後來又否認「624協議」屬於團體協約,以上都屬於不當勞動行為,因此申請裁決。

勞動裁決與行政法院判決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最後只認定華航6月28日和企業工會達成協議,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的不當勞動行為,其餘則駁回。「空服員工會」對裁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昨天北高行維持勞動裁決,駁回「空服員工會」,裁決書和北高行判決的理由大致相同,整理如下:

(一)團體條約應該符合法定程序

「團體協約法」規定的「團體協約」是指:雇主與工會,以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約。對於團體協約協商開啟、協商代表產生方式、簽訂程序、協約內容及限制、 效力等,團體協約法第6到第25條有明文規範。

「空服員工會」雖然在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勞資爭議協調,推派談判小組,目的是在解決勞資爭議,並非簽訂團體協約,這和團體協約法規定的協商開啟、代表選派的程序不同,除非當時的爭議經調解成立,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3條視為團體協約,否則「624協議」並非團體協約。

北高行並指出:當時「空服員工會」另有非會員的秘書長、顧問跟兩位律師參與,不符合協商代表以工會會員為限的要件。和協商開啟、代表選派等程序不同,那天應該是為了平息罷工的一般性團體協商,並不是團體協約法的「團體協商」,只會發生拘束「空服員工會」和華航間的債法效力,即便之後經過「空服員工會」會員大會追認,也無法變更性質。

「空服員工會」又主張華航公開否定「624協議」屬於團體協約,也是不當勞動行為,但「624協議」既然不是團體協約,不能因為主張不同而認定屬於不當勞動行為。

「624協議」不是團體協約,該怎麼辦?裁決書指出:應該由民事訴訟來處理。北高行則認為:因為「624協議」只有債法效力,「空服員工會」請求華航應該向「空服員工會」會員給付提高的差額這部分,應該依民事訴訟來請求救濟。

(二)華航有妨害「空服員工會」組織的不當勞動行為

雖然「624決議」不是「團體協約」,但華航另外和「企業工會」達成協議,則屬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書指出:

  1. 比較「空服員工會」和「企業工會」分別和華航達成的協議,「企業工會」調升的時間還比「空服員工會」早一天,具有「企業工會」條件更好的象徵性意義。
  2. 「空服員工會」的會員原本都是「企業工會」的會員,是因為不滿「企業工會」而另外成立,會員都有雙重會籍,需要繳交兩份會費,區分會員和非會員的待遇,有急迫的需求。華航使「企業工會」會員可以輕易比照罷工爭取的條件,對積極罷工的人情何以堪,這將造成華航員工不願加入「空服員工會」,甚至想要退會。
  3. 因此,華航的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影響、妨礙申請人組織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發放罷工特別津貼給非會員,非「不當勞動行為」

「空服員工會」主張華航在罷工後的7月29日,發放罷工期間配合上班的空服員、地勤人員特別津貼,屬於不當的勞動行為。但裁決書認為:工會發動罷工時,如果要求雇主不能採取任何對抗性措施,實在無法期待。雙方既然屬於對抗狀態,都可以盡力宣傳或爭取員工認同。當時,「空服員工會」在6月22日舉辦投票通過罷工,對外宣布7月擇期罷工,隔天晚上突然在臉書上宣布凌晨開始,是一種突襲式罷工。衡情華航會採取緊急應別措施,以維持營運。而特別津貼的數額每次約1000到2500元,屬於合理對價,並非不當勞動行為。

總結一下

本文有點長,以下是三個小重點:

首先,「團體協約」有一定的要件,「空服員工會」和華航在6月24日協商的結果,並未符合法律規定,只能認為是一般性的團體協商,在工會和華航之間發生債的效力,工會應該由民事訴訟來主張。

其次,華航在和罷工的「空服員工會」達成協議後,隨即在5天後和「企業工會」達成協議,象徵性的給予更優惠的條件,這是一種妨害「空服員工會」組織的不當勞動行為。

最後,華航和工會之間存在對抗情形,彼此都可以盡力宣傳跟爭取認同。華航提供未罷工空服員適當津貼,是合理的對價,而且當時屬於突襲式的罷工,無法期待華航不做任何反應,以維持營運,此部分並非不當勞動行為。

如何特定「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

部分撤銷的大巨蛋停工判決

昨天,一起讀判決介紹大巨蛋停工案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判決結果是:「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 (附表同意先行報備進場施工項目除外)均撤銷。」

被撤銷的範圍是「關於」後面提到的內容,並不是全部撤銷。本案中,撤銷的只有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的停工處分跟訴願決定。換言之,都發局其他部分的停工處分,是被法院所維持的。

如何定義「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

這裡出現一個問題!

這個「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要怎麼定義,當遠雄公司認為某一個項目屬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範圍,想要進去施工,但都發局認為不是時,又該怎麼辦?會不會繼續陷入僵局?

北高行判決中說:

「至於在『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前提下,究竟應採行何種技術手段施作,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5裁1008裁定意旨,宜由兩造臨事時透過專業技術人員協助,藉由協商方式以為解決,併予指明。」

這裡的最高行政法院105裁1008裁定是講什麼呢?

之前的停止執行裁定

其實,最高行政法院105裁1008裁定就是本案的停止執行的終審裁定。2015年,都發局下達停工處分,遠雄公司聲請停止執行「停工處分」,當時北高行裁定凍結了「為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應施作之設備或措施範圍內」的「停工處分」。

北高行裁定一出,都發局提起抗告,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法院並沒有職權調查「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的「具體內容」為何,這將導致遠雄公司和都發局發生爭執,而難以執行。

最高行政法院105裁1008裁定駁回都發局抗告,以下是該部分原文:

「有關建築功能之施作技術乃屬科學專業領域,究竟何種措施技術較佳、最符合成本效益,有待雙方會同專業技術人員共同協商確認,法院無法代為決定,蓋倘法院明白揭示採行特定技術手段,嗣後該技術手段於實施施作時無法實施或實施困難,將因裁定未准許採行其他技術手段而無法改以其他技術手段施作,致『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目的難以達成。是以,在『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前提下,究竟應採行何種技術施作,宜由兩造臨事時透過專業技術人員協助,藉由協商方式以為解決。」

「原裁定固然未明確揭示為『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而應施作之設備或措施之『具體內容』為何,或本件應停止執行原處分之範圍為何,惟此部分未明之處本即有待兩造於實施施作前針對具體問題協商確認之設備或措施是否為『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目的所必須,以及相對人(遠雄公司)得施作之方式及範圍為何,是抗告人(都發局)此部分之指摘,亦非可採。」

換言之,最高行政法院在去年停止執行「停工處分」的裁定時,認為是不是安全相關事項,還是要等到實際施作時,才能具體明確,也涉及專業裁量,應該由都發局跟遠雄公司會同專業人員共同協商確認。北高行昨天的判決,則延續之前停止執行的見解。至於將來會不會發生認定上的困難,或許還要持續關注。

判決八點鐘,下週見。

大巨蛋停工案,誰輸誰贏?

昨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大巨蛋停工案宣判,主文是:

  1.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 (附表同意先行報備進場施工項目除外)均撤銷。」
  2.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3.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4,餘由被告負擔。

本案的原告是起造人遠雄巨蛋公司、承造人遠雄營造公司,被告是臺北市政府都發局,這樣的判決到底是誰輸誰贏呢?

本案告什麼?

本案是撤銷訴訟,一開始是因為都發局先對遠雄公司下達停工處分,遠雄因此提起訴願,訴願決定出爐後,遠雄公司仍然不服氣,因此向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希望能撤銷停工處分和訴願決定。

誰勝誰負?

假設行政法院的主文是: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這代表原告大獲全勝,原本他想要撤銷的,法院都撤銷了。

但是,如果是像本案一樣的主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 (附表同意先行報備進場施工項目除外)均撤銷。」

這是一種部分勝敗的情況,被撤銷的範圍是「關於」後面提到的內容,並不是全部撤銷。大巨蛋案裡,撤銷的只有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之施作部分」的停工處分跟訴願決定。換言之,都發局其他部分的停工處分,是被法院所維持的。因此,主文第二項寫著「原告(遠雄公司)其餘之訴駁回。 」

至於,誰贏得比較多,要看原本處分的範圍而定,不過通常可以從訴訟費用的負擔看到端倪,本案的主文第三項是「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4」,,依照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的結果,當事人一部勝敗時,訴訟費用由法院命兩造比例、一造或各自負擔訴訟費用。通常法院會依照勝敗比例來定訴訟費用,如果是這樣的話,本案遠雄負擔了比較多的訴訟費用,應該是臺北市政府停工處分合法性的範圍比較大。

但實質上來說,還是要看勝敗的範圍,是不是當事人最在意的部分。

本案中的情況是什麼?

回到本案的情況,都發局以遠雄公司違反建築法第58條第6款規定:主管機關發現「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情形時,可以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強制拆除。

都發局認為有79處的主要構造與變更核定的建照圖不符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支持這個認定的,可以停工。只是工程有公安疑慮,停工會導致水浮力、鏽蝕等問題。因此,就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的措施工程,欠缺停工必要性。法院因此將「整個停工處分」裡,關於「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的部分撤銷,維持其餘的停工處分。

最後,北高行並附帶指出,在「維護安全、防範危險發生」的前提下,該部分應該由遠雄和都發局透過專業人員協助,透過協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