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在2020年6月19日做出792號解釋，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則，大法官示範了法律的構成要件，應該怎麼解釋才對。

一、解釋的標的與緣由

最高法院25年的非字第123號判例認為：「……販賣鴉片罪，……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其犯罪即經完成……」；67年台上字第2500號判例也做出一樣的見解：「所謂販賣行為，……祇要以營利為目的，將禁藥購入……，其犯罪即為完成……屬犯罪既遂。」。

換言之，過往的判例認為，販賣毒品罪，只要是以營利為目的而購入，犯罪就完成了，不一定要真的賣出，才算販賣既遂。

7位聲請人都是經判刑確定的受刑人，法院援引上面提到的判例內容，判定他們構成販賣毒品罪，在窮盡救濟途徑後，他們向大法官聲請憲法解釋。

二、判例的性質與效力

釋憲實務將判例視同命令審查。而且，即便確定判決沒有明確援用，只要採取判例的法律見解，就會認為已經實質援用。

判例原本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從2019年7月1日大法庭上路後，過去的判例，如果找不到全文的，立即停止適用；有全文的，效果跟一般的最高法院判決一樣，如果有歧異發生，就由大法庭來處理，判例制度從此不復存在。

此外，這兩個25年跟68年的判例，也已經最高法院在101年的第6、7跟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合時宜」而不再援用。

不過，這7位聲請人判決確定的時間點，都在101年以前，有罪判決適用的，還是當時還有效的判例，本案符合受理的要件。

三、罪刑法定與明確性原則的要求

這號解釋從罪刑法定原則切入，透過各種不同的法律解釋方法，來解釋什麼是販賣，還沒賣出算販賣嗎？

(一)罪刑法定原則

理由書第10段提到：「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並具預見之可能性。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

(二)解釋明確性的要求

理由書指出應以人民得理解、可預見的標準來解釋刑罰用語。

理由書第12段指出：「刑罰規定之用語應以受規範者得以理解及可預見之標準解釋之，始符合刑法解釋之明確性要求，俾能避免恣意入人民於罪，而與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相符。」

四、販賣是什麼意思？

理由書透過文義解釋、體系解釋跟立法解釋，來說明「販賣」既遂，僅限於「銷售賣出」行為已完成。

(一)文義解釋：販賣的重點在「出售」

大法官找了個好幾個版本的辭典，「販賣」或解為出售物品，或解為購入物品再轉售。但無論怎麼解釋，核心意義都在「出售」，並不是單指「購入」物品的行為。

(二)個別的體系解釋：販賣的嚴重程度和製造、運輸相當

毒品危害防制條第4條的處罰態樣有三種：販賣、製造跟運輸，三種並列、法定刑相同。因此，販賣的嚴重程度，應該和製造跟運輸相當。

製造是指從無到有生產，進而危害他人；運輸是指一地運送到他地，使毒品流通他地，產生危害。基於一樣的法理，販賣應該在處罰「賣出」毒品，因而產生毒品危害的行為。

只有這樣解釋，嚴重程度才和製造、運輸毒品的危害相當。

(三)整體的體系解釋：販賣是指銷售賣出的行為已經完成

理由書也把毒品條例講到販賣的規定拿出來比較一下，指出不同條文的「販賣」，應該要有同樣內涵的體系解釋。

首先，毒品條例第5、14條都規定「意圖販賣而持有」罪，如果這兩個條文的販賣，也是指單純的購入，就會發生「意圖販賣而持有」的解釋，變成只有意圖購入，就算持有毒品的不合理結果。

其次，規範「販賣」還有第4條第6項販賣毒品未遂、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單純購入而持有」，有第11條「持有毒品罪」。

這是立法者在衡量不同樣態毒品犯罪行為、所欲維護法益重要性、防止侵害可能性，以及事後矯正行為人必要性後，建構出「販賣毒品既遂」、「販賣毒品未遂」、「意圖販賣而持有」及「持有毒品」四種不同的犯罪體系。

從這個體系看來，「販賣毒品既遂」指的是「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成者」，不包含單純「購入」的情形。

(四)歷史解釋：很早以前就這樣分罪名

理由書也從歷史解釋的觀點，指出毒品條例前身是44年制定的「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也是區分上面提到的四種不同罪名，可見立法者有意將販賣毒品及持有毒品細緻化區分，從來就沒有將單純「購入」毒品的行為，論以「販賣毒品既遂」的意思。

五、結論：販賣既遂，僅限於「銷售賣出」行為已完成

大法官認為，從文義、體系、或立法者的原本意思，販賣毒品既遂罪，僅限於「銷售賣出」之行為已完成。如果違反這個解釋意旨，擴張或增加法律所沒有的內容，擴增可罰性範圍，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侵害了憲法第8條、第15條保障人身自由、生命權跟財產權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