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爸爸的救濟之路-上集：新的刑事判決，能不能重啟行政程序？

2020年3月20日，大法官除了做出790號解釋外，也不受理30個聲請案。其中的第一案，聲請人蘇滿堂的撫卹事件，有來自黃虹霞大法官出具不同意見書，黃瑞明、詹森林及謝銘洋大法官加入。從參與不同意見書的人數高達四人，大概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受不受理具有爭議的案件。

一起讀判決打算用兩篇來寫這個問題，這篇是上篇，談行政法院的判決。極憲焦點在近4年前就寫了這個案子「【極憲解析】國防部做錯決定，人民能不能要求重來？－從一個軍人的死亡談起」，十分值得一讀。

一、案例事實

蘇滿堂先生的兒子蘇詠盛在96年入伍，99年4月27日從4樓墜落不治。國防部調查後，認為蘇詠盛是因為單位郭姓長官不當管教，受到極大壓力刺激後，無法忍受控制自己的行為舉止，而跳樓自殺死亡。

99年8月31日，國防部依照軍人撫卹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核定蘇詠盛因病死亡（Ａ處分），依法蘇先生夫婦如果認為核定傷亡種類不符時，可以在收受傷亡通報令翌日起6 個月內，向核定機關申請重核。但蘇先生夫婦當時沒有對該「核定」提起行政救濟，核定的行政處分就確定了。

然而，「因病死亡」跟「因公死亡」的撫卹並不相同。

一開始，軍事檢察官起訴郭姓長官，認為蘇詠盛是因為受到不當管教，承受極大壓力刺激後，無法忍受控制自己行為舉止，而跳樓自殺身亡，但也認為郭姓長官不當管教和蘇詠盛自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因此起訴的罪名是「長官凌虐部署罪嫌」。

後來軍事法院判決認為郭姓長官的凌虐行為，對死亡結果客觀上能預見並有相當因果關係，變更起訴法條而判決「長官凌虐部屬致人於死罪」，郭姓長官上訴後，高院駁回而確定。

101年12月，蘇滿堂在收到高院確定判決後的3個月內，拿著這份判決，認為蘇詠盛是經郭姓長官不當管教，致生急性壓力疾患而跳樓死亡，符合軍人撫卹條例第7條第1項第4款「因公死亡」要件，請求國防部重新核定，但國防部維持「因病死亡」的認定（Ｂ處分）。

蘇先生夫婦訴願未果後，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訴訟決定及Ｂ處分，國防部應該依照行政程序法128條規定，做成重開行政程序的行政處分，並重新核定「因公死亡」撫卹。

二、行政處分程序的重新開始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了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要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行政處分，需要符合特定情形。

和本案相關的是第1 項第2款跟第3款。

第2款是「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第3款則是「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三、訴訟過程

先總結一下，蘇先生夫婦最後敗訴確定，並聲請大法官解釋，在2020年3月20日經大法官不受理。

在先前的訴訟過程中，第一次北高行曾經判決蘇先生夫婦勝訴，除了國防部應該重開行政程序外，也應該核定「因公死亡」，但在國防部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後，北高行更一審改判蘇先生敗訴，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後，遭到駁回確定。

勝訴敗訴的關鍵，在於「新證據」應該怎麼認定。

以往行政法院認為必須是「作成行政處分之時業已存在，惟未經斟酌之證據」。蘇爸爸是拿後來出現的郭姓長官的刑事判決作為「新證據」，但該判決在國防部核定的99年之時，還沒出現。

四、北高行102年訴字第995號：蘇先生夫婦勝訴

(一)程序應重新開啟

北高行102年訴字第995號行政判決花了一番篇幅，來說明為什麼不採行政法院過去的見解，也就是「新證據」必須是「作成行政處分之時業已存在，惟未經斟酌之證據」。

首先，該見解來自行政法院69年判字第736 號判例，該判例是針對行政訴訟「再審」事由的闡釋而來，解釋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3款規定的再審事由：「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為限。」必須是「該項證物在前訴訟程序中即已存在」。這個見解，後來被許多行政法院從「再審」用到了「行政處分的重新開始」。

其次，依照學者見解，多認為所謂的「新證據」，只要發現可以證明事實之存否或真偽之方法，可以是行政處分作成時已存在，但為當時所不知或未援用者；也可以是行政處分作為時才「成立」的，比如處分做成後的鑑定報告或公文書、刑事無罪判決發現的積極證據等，都可以作為開啟的新證據。

因此，北高行認為從程序重開制度，是為了讓行政處分確定後，比法院判決更有變更的彈性、可能性，以兼顧個案正義的立法意旨來看，「新證據」應該要包括行政處分「做成後」才成立的證據。

北高行繼續推論，如果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的「新證據」只限於行政處分做成時存在的證據，那不是和第3款規定的行政訴訟再審事由涵蓋、重疊？何必要獨立在第2款規定？

在郭姓長官被起訴的案件中，判決和原本起訴的認定不同，如果斟酌後來的判決，蘇先生夫婦應該會獲得比較有利的處分，北高行因此國防部應該重開程序。

(二)應該重新核定為「因公死亡」

接著，北高行認為軍人撫卹條例規定的「因公死亡」，並不以因直接執行公務（含為保衛公共安全或救護公物、為救護公共災害、公差遇險或罹病）因而死亡為限，尚包括「在營區內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及「往返營區途中發生意外或猝發疾病因而死亡，該意外或疾病與服勤具有因果關係」等雖非因直接執行公務、惟因與執行公務有密切關聯因而死亡等情形。

蘇詠盛遭受郭姓長官不當管教猝發「急性壓力疾患」之短暫精神疾病，導致其無法控制自己之行為舉止因而自裁死亡，符合「在營區內猝發疾病因而當場死亡」之「因公死亡」範圍。

五、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319號：廢棄發回。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依照該院一慣見解、改制前的行政法院69年判字第736號判例，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的「發現新證據」，是指於作成行政處分業已存在，但為申請人所不知，致未經斟酌之証據而言，並不包括作成行政處分後始發現之証據。

行政處分除了追求合法性及妥當性外，安定性也要兼顧，不能只考量個案正義而貿然個案解釋，而破壞法安定性。至於學者的見解還有歧異，不能作為本案的依據。接著，最高行政法院又認為在缺乏專業單位或教學醫院之鑑定意見情況下，以蘇詠盛在營區患有短暫精神疾病而自裁，進而認定屬「因公死亡」，尚嫌率斷。

案件發回後，北高行103年訴更一字第73號行政判決駁回蘇先生夫婦起訴，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後，104年判字第252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蘇爸爸夫婦在窮盡救濟途徑後，聲請大法官解釋。

六、附帶一提：刑事訴訟法「新事實或新證據」的修正

在2015年2月4日以前，舊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情形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

根據舊的最高法院見解，這個新證據的「新」也是指：判決「確定前」已經存在，而發現在後或審判時未經注意的證據。

修法之後，該款修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而第420條第3項則新增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新的刑事訴訟法破除了舊實務見解要求「新」證據必須在判決「確定前」存在，修法理由也說明：新事實或新證據，包括原判決所憑之鑑定，其鑑定方法、鑑定儀器、所依據之特別知識或科學理論有錯誤或不可信之情形者，或以判決確定前未存在之鑑定方法或技術。

後來的林金貴刑事案件之所以能夠開啟再審，其實也是因為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請參考「開啟林金貴再審的三把鑰匙」。

（下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