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
被害人於審判中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大法官在2020年2月27日做出789號解釋，這是一個合憲性解釋，大法官設下了兩個要件：解釋條文從嚴、衡平補償措施。
首先，是否構成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情形，而可以例外讓警詢陳述作為證據，要嚴格解釋這個條文。
其次，如果在嚴格解釋後，構成該條的傳聞例外情形，法官認為被害人警詢陳述得為證據時，因為被告的對質、詰問權受到限制，所以要給予有效的訴訟上補償措施。
一、解釋要件從嚴
789號解釋的邏輯是這樣的：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是為了兼顧發現真實跟保護被害人，是訴訟上採取證據的例外跟最後手段，所以在條文的解釋跟適用要從嚴。
從嚴指什麼，解釋文並沒有繼續往下講，而要接到解釋理由書第5跟第6 段，分別解釋條文中的兩個要件：「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及「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
理由書中講到「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是指被害人因本案所涉性侵害爭議，致身心創傷而無法於審判中陳述。僅限於被害人因其身心創傷狀況，客觀上已無法合理期待其就被害情形到庭再為陳述。
如果發生爭議，應該依照檢察官舉證為必要調查，理由書舉了兩個例子：專業鑑定程序、函調相關身心狀況資料。
被告可以就調查被害人「開庭時」是否「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的方法、程序與結果，行使陳述意見、辯論跟詰問證人、鑑定人等防禦權。
如果被害人的具體情況還沒辦法確認，法院仍然應該依當事人聲請，盡可能傳喚被害人到庭。個案裡如果可以利用適當的審判保護措施，例如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的隔離措施，來兼顧有效保護被害人跟發現真實，就沒有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的適用。
(二) 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理由書中講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是指性侵害案件，經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與相關因素綜合判斷，除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外，並應於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前提下，個案斟酌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有無採行陪同制、被害人陳述時點及其與案發時點之間距、陳述之神情態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言。
理由書講到的具體要求包括：警詢陳述應該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被告在證據能力有沒有的調查程序中，可以對警詢的詢問者、筆錄製作者或相關的證人、鑑定人，行使詰問權，也可以勘驗警詢錄音、錄影表示意見，以爭執、辯明是否存在特別可信的情形。
二、有效的訴訟上補償措施
如果法官在訴訟上以嚴格解釋後的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將警詢納為本案證據，為了避免被告防禦權的潛在不利益，基於公平審理原則，此時應該採取訴訟上的補償措施，解釋文提到兩個部分：
第一，在證據程序調查上，強化被告對其他證人之對質、詰問權。
第二，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一)強化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
何謂強化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林俊益大法官的意見1是：
- 法院可適時曉諭被告得聲請傳喚可否定警詢陳述內容的相關人證，行使對質、詰問的權利。
- 在檢察官聲請可能和被害人警詢陳述內容相近，且審判時出庭接受詰問的補強人證，比如被害人事發後第一時間聽聞被害人說詞、目睹事發前後情況的人，或專家證人、鑑定人時，曉諭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
- 當庭勘驗警詢錄音錄影，曉諭被告得就警詢陳述內容真實性、對待證事實可信性，表示反對意見，與以爭執。
除了林俊益大法官在意見書中所述外，解釋理由書在解釋「 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時
提到，被告可以對警詢筆錄詢問人、製作人、相關證人及鑑定人行使詰問權，這也可能是解釋文提到「強化對其他證人的對質、詰問權」的方式之一。
(二)不能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要有補強證據
有效的訴訟補償措施還包括：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性。
總結來說，如果法院依照上面的原則來解釋跟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那麼這個範圍內是合憲的。
- 林俊益大法官，789號協同意見書，第1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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