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累犯的更定其刑,是指在裁判確定後才發覺是累犯時,檢察官可以向法院聲請,依照累犯的規定加重刑度。

刑法第48條本文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至於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則規定了程序要件,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的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

可否在裁判確定之後,重新認定累犯加重,這涉及到一事不再理原則。在775號解釋中,大法官確認「一事不再理」屬於憲法上的權利,並且設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例外事項: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

最高法院目的性限縮

什麼情況下,檢察官會在裁判確定後才發現被告是累犯?最常見或許也是唯一的情況,大概是法官在判決時沒有發現、檢察官沒上訴,在判決確定送執行後,執行檢察官才發現被告是累犯,因此向法院聲請更定其刑。

問題是:當卷內資料已經足以在裁判時發覺構成累犯,這樣可不可以之後再加重?

就此,法院原本有肯定跟否定兩種不同見解,最高法院106年度第16次刑事庭會議就這個問題作成決議,認為此時應該目的性限縮,法院不能在判決確定後,對被告為更不利的裁定。

換言之,最高法院已經在106年發現這個問題,透過決議加以修正。

一事不再理屬於憲法上權利

憲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應該從哪邊推導出來?多數意見採取的路徑是憲法第8條第1項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的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解釋理由書認為所謂的「依法定程序」是指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正當,始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而刑事訴訟程序的實施,應該保障訴訟權,兼顧被告對裁判效力的信賴。

接著,理由書導出了「一事不再理」的定義:判決確定後,除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者外,不得對同一行為重複追訴、審問、處罰,以避免人民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重複審問處罰之危險(即禁止雙重危險)、防止重複審判帶給人民之騷擾、折磨、消耗、痛苦或冤獄,並確保判決之終局性。

理由書設定的例外事項:「除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者外」,是一個嚴格的審查標準,認為對未發覺累犯資料更定其刑,並不符合所謂的「極重要公共利益」,因而對刑法第48條及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宣告違憲。

極重要的公共利益?

比較有疑問的是,什麼是「極重要的公共利益」。

湯德宗大法官的部分不同意見書中,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並不是絕對,如果有比信賴保護與法安定性更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應該容許例外再開,比如刑事訴訟法第422條可以為被告不利益聲請再審,這部分應該再充分討論。

吳陳鐶大法官的部分不同意見書,則認為依照釋字271號解釋:「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並兼顧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及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亦即,刑事裁判之正確性與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同等重要。

黃昭元大法官則認為對「一事不再理」原則採取嚴格審查標準,是不是過嚴,可不可以放寬到中度審查標準,未來如果有適當案例,或許可以再行斟酌。

黃虹霞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指出何謂「極重要公共利益之維護」仍待個案決定,但她認為刑事訴訟法第422條為被告不利益提起再審的列舉事項,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例外。

還有什麼可能的個案?

775號解釋就講到這裡,以下是本文的一些意見。

大法官將「一事不再理」提升到憲法層次,而且設定了極高的標準,這可能會讓其他有「一事再理」的刑事制度,重新受到挑戰。

舉例來說,刑事訴訟法第422條規定了為被告不利益可以再審的事項,過去曾有法官提出釋憲聲請,但大法官在102年的1412號會議中不受理,認為:「實現刑事訴訟發現真實、追求公平正義之目的,所設請求原法院就該案件重新審判之救濟制度,堪稱係刑事訴訟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例外」。

這個為了發現真實、追求公平正義,但對被告不利的例外,能不能算是:「極重要公共利益之維護」,這個邊界何在,將來如果有適當個案出現,恐怕要說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