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玉案的最高刑度

(2018年12月20日更新：最高法院撤銷二審判決，發回高院更審。)

週二，王景玉殺害小燈泡案二審宣判，高院撤銷一審判決改判，但刑度相同，仍然是無期徒刑。以下，我們來分享一二審判決的差別何在。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刑法第19條第2項的認定，該條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士林地院一審判決

士林地院合議庭認為，王景玉雖然有思覺失調症，但案發當時的言行表徵、客觀情狀，並無辨識、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的情形，也因此不能依照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而減刑。

不過，由於王景玉有思覺失調症，依照兩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相關的解釋具有內國法效力，當被告有精神、身心障礙情形，不能判死刑，最多只能是無期徒刑。

就士林地院認為精神及身心障礙者不能判死的理由，一起讀判決曾經介紹過最高法院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請參考「兩公約與精神障礙-最高法院過往見解」一文。

就此，高院做出和地院相異的見解，認為王景玉有思覺失調症，妄想自己是「堯」、是「當下皇上」，堅信殺害小燈泡才可以傳宗接代，才不顧小燈泡母親緊隨在後，在公眾往來道路，仍然執意行兇。顯然被告行為時，依照自主決定而選擇不違法的控制能力，已經「明顯」減低，應該評價為「難以控制」的顯著降低。

換言之，王景玉應該因為行為時辨識能力，精神障礙顯著降低，而減輕其刑，這裡也是一審判決被撤銷改判的原因。

高院的判決並沒有採取依照兩公約，精神障礙者不能判死的見解，但同樣認為王景玉可以處的刑度，最高不再是死刑，而是無期徒刑。這裡涉及兩個刑法條文：

首先，王景玉有一個對兒童犯下殺人罪的加重事由。依照兒少福利保障法規定，應該加重其刑。不過，依照前面的規定，死刑，不能加重，還是死刑。

其次，王景玉有精神障礙致識別能力顯著減低的減刑事由存在，原本殺人罪的死刑、無期徒刑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度，減輕之後，最高刑度不再是死刑，而是無期徒刑。

至於，為什麼有加有減，最後卻是被減的地方卡住，而不是減刑後加回死刑？

如前面提到的，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刑有加重及減輕者，先加後減。」結果會是這樣的：先加重，但依照刑法第64條第1項規定，死刑跟無期徒刑不能加重而維持死刑跟無期徒刑。再減輕，依照刑法第64條第2項規定，死刑減刑之後，成為無期徒刑。

依照刑法的操作之後，王景玉殺人罪的最高刑度停留在無期徒刑。

接著，高院合議庭認為，王景玉的情況，有高度再犯可能性，如果處以有期徒刑，可能會讓社會陷於重大風險，應該量處最高刑度：無期徒刑。

社會對重大刑案不判死，最大的疑慮在於即便判了無期徒刑，入監執行超過25年之後，還是可以報假釋，那時他可能還是壯年男子，對社會仍然有高度風險。

對這個問題，高院對王景玉增加了一個刑後監護處分，在刑罰執行完畢後，要求他進入相當處所，監護5年。依照刑法第87條第3項規定，刑後監護的期限最長是5年。

最後，高院合議庭附帶說明：

王景玉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個性自卑、退縮及孤立封閉的生活環境，人際關係嚴重疏離。將來被告入監執行的時候，執行機關應該提供精神醫療資源，也應該減少被告可能受到的歧視或霸凌，尤其不適合拘禁在孤立環境，不利精神病的治療。也應該協助進行心理治療或諮商。
至於假釋的問題，高院表示這是法務部的權責，不是法院管得到的，但25年後，希望矯正機關跟法務部門可以參考審判中囑託鑑定，從精神醫學跟臨床心理學的角度評估、鑑定的作法，確認被告再犯的風險顯著降低，才適合認為他有悛悔實據而假釋。
然後，政府也應該依照承諾，建構足以確保人民免於危懼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安全網，從源頭避免出現破洞，以防止憾事再次發生。此外，如何防止增加被害人家屬心理壓力，提供保護跟援助，是立法、行政跟司法機關的責任，重視被害人及家屬的保護與權益保障，儘可能避免二次傷害。協助家屬走出傷害，回歸平靜生活，是不可以忘記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