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是陳地瓜法官去年中，在台中女中對一群老師的演講稿內容，經授權轉載。

「勿枉勿縱」這四個字，是我從小聽到大、從當學生聽到當法官，歷史戲和包公傳都是這麼演的。不要冤好人，也不要讓壞人脫罪。這真的是國家刑事訴訟的最高境界。但這是人的社會可以做得到的嗎？「讓自己判決認定的事實，和社會發生的歷史事實趨於一致，是每一位法官無可迴避的道德責任」。我想，如果在座的各位老師當了法官，一定也希望自己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合理正直的人對自己的期許。

首先，我要提一下我所認知東西方文化底蘊中，就刑事審判部分的差別。在西方，他們觀念裡比較落實無罪推定原則， 他們不會完全相信政府。在東方的華人社會，總是期待司法是「維護正義的手段」，是比較信賴政府，期待包青天的那種。但我們刑事訴訟法架構，其實是朝向西方思維而設計，所以先天上，我們的司法是往多數人期待的另一個方向伸展。就好像我們希望絲瓜的藤蔓往棚架中心長，結果她一直攀爬到隔壁仇人的牆壁一樣。

刑事訴訟法裡面，跟法院有關的有許多原理原則，比如無罪推定原則、直接審理原則、刑罰變更從輕原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都是規定來要保護被告的。這些原則其實都是繼受（抄襲）西方國家的法律規定，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經歷了很多的慘痛經驗教訓發展出來的原則。什麼樣的慘痛教訓呢？人們發現國家實在是一個可怕的東西（機制），最會因為故意和錯誤，戕害人民自由權利的，不是壞人， 而是國家。壞人犯罪，國家可以修理他追訴他懲罰他。國家犯錯，人民反而控訴無門。所以會有這些原理原則跑出來，原因無他，就是要防止國家冤枉好人，防止人民因為國家的錯誤被處罰，甚至被剝奪生命。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每一個原理原則都是至少一個血淚斑斑的教訓。以我國為例 ，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明定犯罪嫌疑人在司法警察調查中可以選任律師為他辯護。這個條文原先不是這樣的，之前只有起訴後的被告可以選任辯護人1。在台灣第一件持槍強盜銀行的李師科案調查過程中，發生了犯罪嫌疑人不堪警察刑求跳淡水河自殺的事件，那個人叫做王迎先，於是在71年間修法，明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委任律師保護他的權利。那壞人呢？壞人就交給國家去處理，因為以國家的資源之豐富，若真的要對付， 沒有哪個壞人沒有辦法對付。除非這壞人已經達到可以奪取政權的程度。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法官不是神明，法官只是具備一般人的知識水準和判斷能力，那制度的選擇上，就要做一個選擇。什麼選擇？當證據呈現出「可能是被告做的，也可能不是」的情況時，我們要選擇哪一種風險？讓壞人走出警察局在路上繼續犯罪的風險？還是讓無辜的人被剝奪自由和生命？寫在刑事訴訟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和罪疑唯輕原則已經告訴我們，制度選擇了哪一種風險，而且也隱晦地讓我們知道， 天底下沒有勿枉勿縱那麼美好的事情，我們必須而且已經選擇了風險。

但是，我們的媒體和國民接受了這套價值了嗎？

講到這裡要切入正題了，各位一定心裡會有個疑問「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冤案？」、「如果法官都能堅守無罪推定原則，被警察和檢察官誤以為的壞人，不就都能獲得無罪判決嗎？」。

讓我先不禮貌地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各位當老師的，有沒有冤枉過學生？」
第二，「如果您已經生子，您有沒有冤枉過自己的孩子？」。

有吧！

您愛自己的孩子、學生， 都沒有辦法避免冤枉，法官面對之前毫無交集的被告，怎麼可能完全不可能冤枉呢？當然您可以說，面對學生和孩子， 法律並沒有要求無罪推定原則呀！

好，那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去年年底的某一個夜晚，我和另四個高中同學喝酒。我問擔任輪機系系主任的同學：「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完全沒有風險的輪船動力系統，不會發生錯誤，沒有停擺和錯誤的風險？」，系主任想了想，回答「沒有」。我又說「如果一個由電子訊號、傳動皮帶、齒輪構成的動力系統都存在風險。那一個完全經由人的判斷的構成系統要如何讓人放心？ 」。

如果這兩個例子和問題都不能再讓各位理解「冤案無法避免 」，請容許我回頭來介紹刑案發生後，各階段的公務員扮演的角色。

當犯罪發生之後，第一時間是司法警察負責蒐證，詢問被害人、嫌疑人及證人、採集現場跡證、調閱監視器、鑑定證據等等。然後，司法警察把判斷為犯罪的人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偵查後，再次確認警察移送的嫌疑人是不是犯罪的 人，遇到命案或重大的案件，檢察官也常和司法警察一起蒐證。如果檢察官認為嫌疑人是犯罪的人，就會向法院起訴。讓法官審查證據，聽取被告的辯解，決定要判有罪或無罪，判有罪的話要判什麼刑、判多重。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中警察、檢察官、法官都在判斷 ，檢察官審核警察的判斷、法官審核檢察官的判斷、檢察官再透過上訴，審核法官的判斷。所謂的判斷，其實就是證據的審核和解讀，其實就是主觀的評價。那麼，除了是東方的神明（不包括希臘的眾神），怎麼可能不會出錯？所以我說 ，冤案是不能避免的。但我知道，這樣的觀點，可能讓您產生「這個法官在推卸責任」的不好印象。請容我繼續講下去 。

什麼原因讓警察和檢察官犯錯？大概有幾個可能：破案壓力、升官企圖、錯誤解讀證據、正義感的過度發揚。那麼，什麼原因讓法官犯錯？我的看法是去掉破案壓力和升官企圖，也就是錯誤解讀證據和正義感的過度發揚。

我拿自己當法官的轉變來向大家報告。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個快從司法官訓練所結訓的準法官，正準備到我的人生第一站 。那時候的我，是個完全認同應報主義、「有著素樸正義感 」的法官。對於殺人償命和犯罪就該被處罰這個從小深植心中的觀點，是毫不懷疑，而且摩拳擦掌準備上場實踐這個「真理」的。那時候的我，嫉惡如仇，生怕為惡之徒因為我的疏忽或不夠職權主動而脫罪。再加上除了少部分非常老實或行為被明確證明的之外，大部分的被告都會為自己辯解， 所以潛意識裡常認為被告在狡辯脫罪，於是證據不夠的，我自己想盡辦法查證，不斷地試圖在證明被告講的謊話，各位有沒有發現，這時的我在做檢察官的工作？

過了十幾年，慢慢發現自己過往的嫉惡如仇是如此的可怕。這種希望落實正義和果報的強烈企圖，多年來常常遮住我的眼和腦筋，讓我沒有辦法冷靜地全面根據證據判斷，在我開庭前看卷宗，還沒有聽被告講他的故事前，就想把他送進監獄。我不知道自己從什麼時候發現這樣很可怕，很有可能是在一些案子發現警察，甚至少部分不好的檢察官誤導證據，尤其是證人或被告的陳述。不過其實，也有不好的法官誤導被告的陳述或人家自白。很有可能在某些案子發現了被告之所以犯罪背後的原因；很有可能在開庭時和被告交換眼神時，發現對方眼神中的落寞、無可奈何和善良。最重要的，是發現自己年輕氣盛時認真的社會是多麼的狹礙，發現社會上存在著太多當時自己未曾經驗也無法理解的現象和無奈。

所以你問我是否曾經冤枉過人，我的回答是「肯定有的，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在哪裡」。如果我知道了，我想向他道歉。

講到這裡，大家能不能理解，為什麼我認為最容易造成冤獄的，是司法人員的正義感，美其名為「素樸的正義感」，實際上是草包的正義感。當這種正義感發揮到一定的程度時， 我剛才講的刑事訴訟原理原則都會被扭曲，無罪推定原則會被自由心證原則侵蝕，不符合正當程序的偵查方式會被法官包容。當然，也有可能是法官草菅人命 ，不把人家的性命當一回事的草率行事。我必須要承認，各位所屬的圈子有多少比例不好的老師，我的圈子大概就有多少比例不好的法官。因為我的圈子和您的圈子都來自社會， 這社會就是有這樣比例不好的人。而您和我的圈子，對於如何淘汰這種不好的同儕，依我的了解，成效都不令人滿意。

編按：演講稿還有後半段，請參見之前一起讀判決的粉專。

  1. 編按：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71年修正前規定為：【被告於起訴後，得隨時選任辯護人】，換言之起訴前的檢察官偵查或警察調查程序，並沒有選任辯護人的權利。當年，也同時修正第33條閱卷權的規定，將原本【辯護人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限制在【審判中】，雖然可以選任辯護人，但辯護人並沒有偵查中閱卷權，也是釋字737號解釋偵查中羈押程序閱卷權的爭議所在，後來並促成修法。 ↩